贞元十八年(802年)，元稹没有通过吏部的考试，一个人在长安寂寞无聊，又想起了崔莺莺，给她写了一封信，连同一盒花胜，五寸口脂一起寄去。崔莺莺回了一封长信，缕述相思之情，又一次含蓄隐晦地谴责了元稹始乱终弃的恶行。这一封信到手，元稹如获至宝，考试没有通过的郁闷心情，被美人垂顾相思的得意冲淡了许多。他迫不及待地公开了这封哀怨缠绵的情书，他的朋友们也开始艳词淫声，意淫起来。元稹借张生的口，为自己始乱终弃的恶行辩解。这是一大段精心策划的构陷之辞：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凡是尤物，不害己必害人。假如崔莺莺嫁给富贵之人，凭着娇宠，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龙，我不知道她能变化到何种程度。过去的殷纣王和周幽王，据百万之国，国家强盛，然而一个女子就让他们亡国了，众叛亲离，死无葬身之地，成了天下人的笑柄。我的德行不足以胜过妖孽，只有忍情，和她分手。

　　这真是一篇无耻至极的声明！把崔莺莺归为害己害人的妖孽，从而一笔抹杀了自己始乱终弃的恶行。在崔莺莺哀感顽艳的相思表白面前，元稹的辩护简直就像一篇臭不可闻的党八股。事后，在崔莺莺嫁人之后，元稹还纠缠过她两次。最后一次，崔莺莺给元稹写了一首诀别诗：“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元稹的丑陋嘴脸就在这两句诗中显现了出来。元稹居然更无耻到认为自己的纠缠“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这真是从何说起！在崔莺莺嫁人之后，纠缠就是补过，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啊。和元稹同时代，曾受过元稹举荐的诗人蒋防，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对元稹人品的厌恶，在所作传奇《霍小玉传》中，借元稹的岳父韦夏卿之口，对主人公李益始乱终弃的恶行进行了委婉的嘲讽：“足下终能弃置，实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为思之！”在《霍小玉传》传奇中，李益对霍小玉也是始乱而终弃，韦夏卿指责他“实是忍人”，恰恰对应元稹“忍情”一语，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指桑骂槐。

　　无独有偶，元稹的始乱终弃并不是孤例。和韦丛成婚的第七年，韦丛身染重病，卧病在床。其时是元和五年(810年)，元稹任监察御史，去成都出差，“府公严司空知之，遣涛往侍”(《唐才子传》)，派著名女诗人薛涛去侍奉他。在妻子奄奄一息的时刻，元稹和比他大11岁的薛涛如胶似漆，诗词酬唱。第二年韦丛病逝，元稹也离开了成都，回到长安，他和薛涛的感情从此步上了崔莺莺的后尘。“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元稹诉说着别后的相思，却没有任何行动，听凭薛涛在成都无限凄凉地隐居，终身未嫁。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不知道元稹曾经的沧海的水和巫山的云是崔莺莺，是韦丛，是薛涛，还是后来纳的妾，又娶的妻。“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元稹在女人的花丛中穿行，却懒于回顾，不知道懒于回顾的原因是因为哪个“君”—是崔莺莺，是韦丛，是薛涛，还是后来纳的妾，又娶的妻。

　　元稹生平惟一所作的传奇，取名《会真记》，陈寅恪先生指出：“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谓也。”而在唐代语境中，“真”或“仙”不仅指美貌女子，而且语含轻佻，甚至“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倡妓者”(陈寅恪语)，由此可见，元稹将此传奇取名《会真记》包含着何等用心。在他的心目中，崔莺莺不过就是他遇见的一个“真”或“仙”，一个妖孽般的尤物。“会真”，一次艳遇而已。

　　这个一生“薄行”的人，这个始乱终弃的人，大和五年(831年)，暴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所，时年53岁。民间传说他死于雷击。

　　元稹死后，连他最好的朋友白居易给他写的墓志铭中都讳饰地讥他“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这就是元稹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