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并没有急于动手。上任后，他先把精力放在劝民农桑、发展生产上。章炳焘采取措施，奖励民众垦荒。他组织人力兴建水利工程，极力推广其家乡的种稻技术，每逢耕种季节，章亲自下田督民精耕细作。后来，他又大面积推广沿海高产作物红薯，使老百姓“均沾其利”，“百姓之食红薯过半”。两年后，有了一定经济基础，章炳焘开始修建县衙。 据说县衙的总体规划、具体设计和组织施工都是由章炳焘一手包办的。开工后，他常常亲临现场，严加督工。县衙大门前的照壁，是座单立直壁抱框墙，看似简单，却不比一般房屋好修———基础不牢不中，墙体的垂直度要求也很高。修建照壁的时候，习惯漫步施工现场的章炳焘走到已经建了一丈多的照壁一侧，眯着一只眼看了看，就把工头叫过来：“大师傅，墙歪了吧？”那工头是当地有名的匠人，不服气地说：“哪儿歪了？”章炳焘说：“给我拿垂线过来！”结果垂线一吊，发现有一韭菜叶的误差，那工头傻了眼，忙跪地叩头认错：“大老爷，小民甘愿受罚，马上扒了重修。”从此，工匠们都服了章炳焘，谁也不敢怠慢了。
      
    内乡县衙占地两万多平方米，房屋３００多间。对于当时的内乡县来说，搞这样的工程是很吃力的事情。在工程进行过程中，章知县常有付不起匠人工钱的时候。为了筹集资金，章炳焘想尽了办法，其中来钱最快的一招就是引起争议的“赢捐输罚”。
       
    章炳焘生性严厉，喜欢诛暴立威。有人来打官司，他常常不问缘由，每人先打一顿，再行问案。如判你赢了官司，他会对你说：“官司打赢了，你不该给修县衙捐点钱？”对于败诉的一方，除了施以重责外，还要给以重罚。这样“赢捐输罚”，原告被告通吃，让章知县募集到了大笔的建设资金。用现在的眼光看，章炳焘这样做，分明是乱收费、乱摊派。不过，据内乡人说，“赢捐输罚”得来的钱，章知县没往自己腰包里装一文，这钱有专人登记，全用于修建县衙了。３年后的１８９７年，县衙终于落成，整个建筑群规模宏大，布局严谨。
        
    章炳焘在内乡任职９年，是清代内乡知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这给了他充足的时间“专注于土木工程”，修建了如今这个“神州大地仅存的历史标本”。据《内乡县志》记载，章炳焘在任期间善政多多，“惟刑罚过严，堂讯时往往一笞数千，甚而有立毙杖下者”。据说章炳焘卸任时，内乡“太平无事”，真不知道是内乡人被打怕罚怕不敢告状了，还是社会治安真的好转了。
      
    章炳焘离开内乡后并没离开河南，他先后在中牟和临颍做知县。内乡县衙博物馆副馆长徐新华半开玩笑地说，章是工部出来的，建房有瘾。在临颍任职的时候，他为兴办学堂、工艺厂募捐，损及当地富商的利益，有人控告他“大兴土木，穷奢极糜”。章炳焘因此丢了官，后来寓居开封，在民国初年去世。
        
    章炳焘后来又回过内乡一次。由于经济拮据，生计困难，他带着自己的女儿回到昔日为官的内乡筹款度日。内乡百姓闻知章炳焘丢了官职且两袖清风的消息后，纷纷解囊相助。面对捐赠的百姓，年逾花甲的章炳焘老泪纵横，他的女儿也连连跪地拜谢。

    屡毁屡建 硕果仅存
      
    内乡县衙始建于元大德八年（公元１３０４年），在元末农民起义中毁于战火。在如今县衙的三堂前和师爷居住的“夫子院”，还有两棵高大的丹桂树，据说是元代建县衙时种下的。如今每到开花季节，丹桂香飘全城。这两棵树，是内乡县衙７００年历史仅存的见证了。
     
    明洪武二年（公元１３６９年），知县史惟一重建县衙。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内乡县衙再次被焚毁。清朝康熙年间，内乡县衙得到陆续的修葺。咸丰七年（公元１８５７年），捻军攻破内乡县城，县衙再次遭到焚毁。衙门是封建统治的象征，又是最基层的统治机构，被农民所痛恨，所以农民起义军一旦得势，破坏的第一目标就是衙门。几百年间，内乡县衙三度被农民起义军焚毁。
      
    由于章炳焘的出现，在辛亥革命前十多年，内乡县衙得以高质量重建。清朝灭亡的时候，内乡县衙还算是新房，所以后来数十年一直是内乡县政府机构的办公地，这是内乡县衙能保存下来的重要原因。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县衙内的空地上盖满了各种各样的房子，人们几乎忘记了这里是古建筑，是过去的县衙。内乡文化局、教育局、公安局等都在这里办公。据内乡县衙博物馆副馆长徐新华介绍，当时他和县衙博物馆第一任馆长余飞负责全县的文物保护和古建维修。１９８３年，河南省文物局到内乡检查古建筑，起初没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