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人门”，也叫“生门”，这才是供人们日常出入的。在一年中，宽敞的仪门一般会开几次，比如逢着新官到任，或迎接同级、上级官员来访，县官就会下令大开仪门，自己也整冠出迎至仪门之外、大门以里，宾主从仪门而入（宾走西阶，主走东阶）。大堂如有重大庆典、礼仪活动或审理重大案件时也大开仪门，让百姓人等从中门而入，到大堂前参加庆典或观看县官审案。
   
     听着介绍，我不禁感叹古人的规矩太多。县衙博物馆专门研究官衙文化的刘鹏九先生笑了：“细说起来规矩才多呢！你们年轻点的才不耐烦呢！”刘先生说，下级官员初次拜见上级官员要身着公服，从仪门东侧的便门进来，到长官面前要先将写有自己职衔、履历的名柬交上去，口称“卑职给大人请安”，行半跪礼。人家请就坐，还要谢座。就坐后，侧身面向“领导”，取半坐姿势，回答领导第一句话要起立作答，等领导示意坐下再就坐。一般谈话要结束的时候，侍者会端茶过来，但这茶千万不能喝，这是领导表示“你该走了”，即所谓“端茶送客”，这时不立马告退的都是傻子。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在清代的官场，这句话可真是一点不夸张。

    刑具多多 气氛森严
      
    进了县衙大门，百米长的青石甬道穿过仪门直通大堂。大堂、二堂、三堂是县衙中轴线上的三大主体建筑，都建在高高的台基上，显得格外高大巍峨。其中大堂是整个衙门的中心建筑，最为壮观。大堂面阔五间，高１１米多，建筑面积２４８平方米。大堂上方悬挂着“内乡县正堂”行楷金字匾额，堂前粗大的黑漆廊柱上有抱柱金联，上联是“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下联是“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知县掌握着一县的行政、立法、司法大权，这幅清代名联是大权在握、缺少制约的官员对自己的告诫。
    
    大堂是知县发布政令、举行重大典礼、公开审理案件的地方，也是我们最为熟悉、在电视上看得最多的地方。（图４）内乡县衙大堂中央有一暖阁，是为知县审案设的公堂，内有三尺公案，上面放着惊堂木、文房四宝及红绿头案签。红头签为刑签，是下令动刑的；绿头签为捕签，是下令捕人的。当这签掷地有声的时候，便意味着一项重大案件正在审理的过程之中，马上就有人要皮开肉绽或被捉拿归案了。看看内乡县衙大堂的架势，或许能让我们感觉到古代官衙的严刑峻法。
   
    暖阁正面屏风上绘着海水朝日图，寓意是为官者要清似海水，明如日月。再上头，照例有“明镜高悬”的匾。

       
    暖阁前地坪上保留有两块青石板，东为原告石，西为被告石。两块石板上现在留有四个明显的跪坑，那是古人拿膝盖磨出来的。暖阁外两侧分别摆放着堂鼓、仪仗及刑具。东侧的刑具架上，摆着１０多根黑红各半的水火棍，据说黑色象征水，红色象征火，寓意是罪犯的行为和国家的法律犹如水火互不相容。细看起来这些刑具很有讲究，有比较细的竹板，有粗大的木板，木板又有宽的、窄的和四棱子的，打起人来自然轻重大不相同。(图５)
     
     据介绍，古代司法的主导思想是主张息讼，不主张打官司，所以有“入门三分罪”的说法，原告、被告都要长跪在坚硬的石板上，都要吃板子。受刑时男女不同，打男人是放翻在厚实的椿木凳上打屁股（据说打屁股是大唐天子李世民发明的，唐以前刑罚没固定部位，常打在腰背上，把人当场打死。李世民看到一张针灸图，发现腰背上穴位很多，而屁股上穴位很少，于是开恩下了圣旨，从此公堂上打屁股就成了定例）；打女子则打在手掌上。
      
     相比起来，西侧的刑具更可怕，墙根搁着夹棍，墙上挂着拶子。夹棍由三根木头做成，俗称“三木之刑”，是在审理人命案或者其他重案时，对证据确凿而拒不认罪的男性人犯使用的。据说上了夹棍疼痛难忍，手上加点劲就会夹断腿骨。拶子是为女犯人准备的，是专夹女人手指的刑具，也能让人痛彻骨髓。古代男人劳动主要靠腿，女人劳动主要靠手，所以夹棍和拶子这样的刑具破坏的都是人的劳动能力。即便是在残酷的古代，使用这样的刑具也必须禀告上级，验明烙印，并且限定在一次案件中对同一个犯人使用不得超过两次，否则就按酷刑逼供论处。
     
    审案时，堂役击堂鼓三声，三班衙役两厢伺立，齐声高叫升堂，知县身着官服从暖阁东门进来，坐上大堂，然后原告被告被带上来，分别在大堂的原告石和被告石上跪下。退堂时也击鼓三声，叫做退堂鼓。退堂鼓成为日常生活用语，可见衙门文化的影响。
    
    明清两代，知县很讲究大堂办事，为的是能“日与百姓相见”，加强他在百姓心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