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生明”，意思是公正才能明察事情的本末。这三个字取自明朝著名清官年富的名言：“公生明，廉生威。”而年富这话又上承明朝大学者曹端。据说曹端的一个学生被授予西安府同知，上任之前拜访老师，请教为官之道，曹端说：“其公廉乎！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后来这些话成为读书人都知道的名言。在衙门大堂前的戒石坊刻上这样的箴言，是对官员时时刻刻的提醒。据内乡县衙的工作人员介绍，朱镕基对这则古代箴言极为推崇并广为宣传。
       
    戒石坊的北面刻有“御制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据县衙的刘鹏久先生介绍，宋太宗为整顿吏治，公元983年把这句话颁示天下官吏。南宋时，高宗又把黄庭坚手书的这一祖训，颁于各府州县，令刻石立于大堂前。明太祖朱元璋进一步明令把这句话立于甬道中，并建亭保护，叫戒石亭。到清代，为出入方便，戒石亭改为牌坊，称为戒石坊，让官员进出熟识，铭记不忘。戒石坊离大堂不远，坐在大堂的县官抬起头来，目光越过原告被告，悠悠的就能望见。
        
    内乡县衙悬挂的匾额、楹联大多语言精练，含义深刻，书法或秀丽或俊朗或雄健，令人赞不绝口。大堂的楹联是：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二堂的楹联是：法行无亲，令行无故；赏疑唯重，罚疑唯轻。这是说为官者在执法办案时要不分亲疏远近，一律平等；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事情，该赏的要从重，该罚的要从轻。
    
    公署院的楹联是：为政不在言多，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
   
    三堂的楹联历来为人激赏：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据内乡县衙博物馆馆长杨兴华介绍，朱镕基在视察内乡县衙时，对此联所阐述的官与民的辩证关系很是赞赏。（图６）
    
    古代官衙的权力非常集中，官员们的行为没有完备的监督措施，很多情况下，只能依靠官员的道德自律。为官的这些箴言对一部分人起作用，但对有的人只是扯淡，顶多可以拿来做标榜。据说“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16个字是宋太宗从后蜀主孟昶的《颁令箴》中摘下来的，但有讽刺意味的是，孟本人就是一个奢侈腐化、淫逸无度的君主。
      
    内乡县衙大门外东侧，立有一通高3米的明代大石碑，这是有名的《三院禁约碑》，内容是禁止吃喝侈糜风的，被称为“刻在石头上的反腐宣言”。据说像这样认真到刻到石头上的反吃喝规定，全国独此一份。明代末年，吃喝侈糜风盛行，内乡接待来往官员的驿站不堪重负，知县易三才等人为减轻一县百姓负担，经上级批准，立下了这《三院禁约碑》，碑文对接待官员吃喝的标准做了明确的规定，什么级别的官员膳银几钱都有详细的限额。内乡人说，前些年规定的“四菜一汤”弹性太大，还不如古人这样的量化指标管用呢。

    “父母官”，如父如母的官
      
    古人喜欢把廉洁奉公、关怀百姓、造福一方的官员称为父母官。这个称谓很普遍，但最初出现在汉朝的南阳郡。
    
    据史书记载，西汉宣帝时，有个叫召信臣的人出任南阳太守，他经常像父亲一样关心民众疾苦，“躬耕劝农，出入阡陌，开通沟渠数十处，灌田三万多顷”。“民得其利，蓄积有余”，原来外出逃荒的百姓逐渐返回，户口倍增，社会安定。人们亲爱信臣，尊称为“召父”。
       
    东汉时，河南郡汲县人杜诗就任南阳太守，他视民如子，带领百姓兴修水利，大力开荒。他还发明了供冶铁用的水力鼓风机——水排，减轻了劳动强度，增加了产量。杜诗在任期间，南阳郡清平安宁。他病死在任上时，没有留下任何私人房屋和地产，贫困得连丧事都无法办理。南阳百姓为之痛哭流涕，当时人把他比做百年前的召信臣，尊称为“杜母”。当时民谣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当初“父母官”仅指召信臣和杜诗两人，南阳人一直怀念他们，正在修复的南阳府衙的门前，还有明清时代的“召父坊”和“杜母坊”遗迹。
    
    到了宋代，“父母官”的称呼流传开了，而到明清成为颂扬地方官的套语，甚至连贪官、庸官，也大言不惭地自称“父母官”。但这个称谓的出现，也是对地方官员的一种勉励。
     
    除了听讼断狱、征税纳粮之外，县官的职责还有劝民农桑、教化百姓、灾荒赈济、兴学与科举等。爱民若子，体恤民情，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