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是古人所标榜的好官形象。元初著名文学家元好问曾担任内乡县令，他扶危济困、重视农桑、体察民情，是内乡人至今引以为荣的好官。
      
    在一年中一些特定的节日，衙门会收起狰狞可怖的獠牙面目，与民同乐，表现出诗意的一面。过大年，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衙门在腊月二十左右就择吉日停止办公，在大堂上封闭印信，称为“封印”。到正月二十左右才择吉日开印办公，称为“开印”。过了初一，四乡的民间文艺队进了城，衙门要敞开大门、仪门，让百姓自由进出，狮子、龙灯、高跷、旱船在县衙内尽兴“闹年”，给县官拜年。每到这时，县官绝不能不领情，一定要携夫人和僚属站立在大堂月台之上，拱手向百姓拜年。台上台下互致问候，笑声不断，春意融融。据说，现存县衙的建造者章炳焘任职之时，还留下了“看太太”的佳话。据《内乡县志》记载，章炳焘性格严厉，刑罚很重，但过年的时候偏偏拿出最亲民的姿态。元宵灯节，章知县特许妇女和儿童进入县衙内宅，看他的太太，他夫人则拿出花生、核桃款待百姓，小孩可以磕头讨要压岁钱。出来后，人们以看到了县官太太的“三寸金莲”为荣耀。
     
    每年的立春，是传统农业社会最有诗意的“劝民农桑”的时候。在这一天，皇帝也象征性地扶犁驾耕，各地的官员都以“打春牛”的仪式来勉励农民耕作。整个国家都沉浸在勤奋劳作的气氛中。
        
    据内乡县衙的徐新华介绍，立春前一天，知县亲率众官吏，身着朝服，高擎仪仗，到城南的先农坛祭祀春牛和芒神。知县扶犁耕种一垅，表示代御亲耕，以迎春气而兆丰年。据说县官耕地选用了谁家的牛，就免了这家当年的赋税。随后迎春队伍将事先制好的土牛、芒神抬到县衙大堂，安放在迎春池边。到立春日，县衙再次对百姓开放，大堂前设香案，摆香烛、猪羊、白酒等祭品。百姓执彩旗、敲锣鼓、吹唢呐，欢呼而来。知县面北而跪，向春牛、芒神三献酒，赞礼官诵读祝文。礼毕，众官吏手执彩仗，肃立于土制的春牛两旁，县官三击鼓，赞礼官唱“鞭春——（鞭春，象征赶着春天快点走）”，众官吏绕牛三圈，用红绿彩鞭将春牛抽破。于是牛肚子里事先藏好的五谷、干果纷纷落地，吏役和百姓们欢呼抢食，以此祈盼五谷丰登。随后开始游街闹春，官民同乐，热闹非凡。 
      
    除春节和立春外，县官日常也有一些亲民的活动。内乡县衙大门前，有一斗拱式牌坊，叫宣化坊。高大巍峨的牌坊上面南书“菊潭古治”（内乡是菊花的原产地，在唐代曾叫菊潭县），面北书“宣化”二字。知县每月初一和十五在这里做两次免费的讲座，向百姓此宣讲康熙大帝颁布的《圣谕十六条》，导民向善，大致的内容是教育老百姓孝敬父母、和睦乡里、好好工作。
     
    作为最基层的官员，县官与民间的联系最为紧密，往往要做一些与百姓利益休戚相关的事情。内乡县志记载，胡素养、全德谦、章炳焘等县令修筑义仓，丰年平价收购储存，灾年平价卖给灾民，到青黄不接的冬天，则设粥厂救济贫苦。顶着“父母官”的帽子，不少知县还是爱民惜民，各有善举善政的。

    铁腕知县 大修县衙
      
     内乡地处伏牛山南麓，素有伏牛门户之称，是一个“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山区县。一个偏远的山区县，为何建造了这样一座规模宏大的县衙？全国曾有１０００多座县衙，为什么唯独内乡的保存完整？在内乡采访期间，当我提起这个疑问的时候，内乡人都会说到一个名字：章炳焘。
       
    １１１年前，一顶官轿从北京来到内乡，轿子中坐的是新任知县章炳焘。他是浙江绍兴人，原为工部官吏，擅长土木工程，是个“技术型官员”。这个人走下轿子的脚步声，在１０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能感觉到。
      
    那是１８９２年，是清政府最腐败、国家最贫弱的时期。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列强正一刀一刀地瓜分着这个东方古国，清帝国正一步步走向衰落。
      
    呈现在章炳焘眼前的内乡县衙破败不堪。内乡县衙在咸丰七年（公元１８５７年）被捻军焚毁。从那时到章炳焘上任，内乡３０多年间换了２２任知县。由于当时民生凋敝，哪任官儿也不愿劳神费力地筹资修复县衙，都凑合着在县察院办公。俗话说，“官修衙门客修店”，县官任期不长，修建了衙门又不能装上轮子推回家，所以他们都不做长远打算。当时国库空虚，地方财政也极为困难，很多官衙破败不堪，年久失修，地方官中很少有愿意花心思精力修整的，这也是旧时官衙如今荡然无存的一个重要原因。
     
    章炳焘是个例外，擅长土木工程的他面对破败的县衙禁不住手痒起来，立志在原址上兴建一所新县衙。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