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quo;积弊多多的衙门如同陷阱，老百姓一旦进来，就很难全身而退。有一首《息讼歌》曾广为流传，专说衙门中人如何“索钱有方”：
     
    “听人教唆到衙前，告也要钱，诉也要钱。差人奉票有逢签，锁也要钱，开也要钱。地邻干证车马连，茶也要钱，酒也要钱。三班丁书最难言，审也要钱，和也要钱。自古官廉吏不廉，打也要钱，抄也要钱。”

    千里做官 只为吃穿
      
    《十五贯》中的胡来胡知县有段很精彩的唱词：“两个老婆来告状，我一人罚她俩鸡蛋；两个铁匠来告状，我一人罚他两张镰。”《窦娥冤》中，楚州太守出场白就是：“我做官的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来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开庭审问时，太守见张驴儿跪下，竟然也急忙下跪。下属说：“他是告状的，怎生跪他？”太守答：“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戏剧是夸张的，这样不要一点体面的贪官儿可能并不多见。衙门里也出了不少好官，戏剧中“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唐成不用说，放浪形骸的郑板桥当了县官，曾做诗说：“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其关心民间疾苦之情殷殷。当然，极好和极坏的官儿都是少数。封建时代官场广为流传的“千里去做官，为的银子钱”（另一个版本是“千里去做官，为的吃和穿”），恐怕道出了大部分官员真实的心态。
       
    古代实行严格的回避制度，做官必须到离自己家乡５００里以外的地方去，所以元明清三代内乡的几百个县官没有一个是本地人。离开家乡几百里甚至千里之遥去做官，目的是谋得终身吃穿，所以才会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有人算过一笔账，知府每年的俸禄为１０５两，养廉银每年４０００多两，三年的合法收入是１２３００多两，一位清正廉洁的知府，怎么会挣到１０万两雪花银呢？原来还有名目繁多的“敬”，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过年过节、婚丧嫁娶还有拜礼、贺礼等，算下来每年可得数万两，这样一个任期下来，十万银子就到手了。当时人们对官吏廉与不廉有这样的区分标准：“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结拜师生、兄弟以要之。”
    
    为了使官员清廉，清朝独创了养廉银制度。当时官员的俸禄很低，七品官年薪４５两银子，每月合３两多。按当时一般官吏的生活标准，３两多银子只够五六天的花费。于是地方官在收税时普遍加收所谓“火耗”，来增加自己的收入。雍正皇帝把这些“火耗”全部收归国有，然后再从中拿出一部分做养廉银，把官员的这部分收入合法化。当时县官的养廉银在每年１０００两左右。但养廉银也不能遏止贪污索贿之风。
      
    清朝的官员中，还有不少是捐纳得的官———根据当时的制度，士民向国家捐资纳粟，就可以取得官职。皇帝通过捐纳来增加国家收入。捐纳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最早出现在秦始皇四年（公元前２４１年）。到西汉时，捐纳已经形成制度，但最高只能买到相当于县令的官职。东汉灵帝卖官明码标价，张榜公布，现钱交易者还可以优惠。此后历代都有卖官之举。到清代，捐纳风更盛，康熙时出银４０００两可捐一知县，以至全国捐纳知县达５００多人。道光时捐一知县的价码跌到９９９两。按照捐纳制度，士民不仅可以捐官，而且可以捐封典、捐虚衔及穿官服的待遇。出钱捐官的人大都是“将本求利”，当上官后很少有不鱼肉百姓的，他们中饱私囊，残民害政，更造成衙门的严重腐败。
     
    捐纳知县手下的师爷，往往都是知县借贷金店银号的银两时，金店银号安插的人，是捐官“股份公司”的“股东代表”。这种人惟利是图，最会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知县明知也不敢加以阻拦。

    小小门包 祸害不浅
    
    内乡县衙严格遵循坐北朝南、左文右武、前朝后寝的传统礼制。大堂之后有宅门一道，走过宅门，就是县官私人、半私人的区域了，一般人是很难进入的。在宅门这样的咽喉所在，有两间很小很普通的房子，这是门子房，住在这里的守卫者不经意间占据了官员与一般人信息沟通的要道。
    
    守卫门子房的人叫门人或门子，一般是由知县亲属或亲近的人担当。一般的平民百姓要想见到县官必须先买通这里的门子。
      
     清朝著名诗人赵翼说：“今世所谓门子，乃衙署中侍茶捧衣之贱役也。”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