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氏是从陈国宫廷斗争的腥风血雨中闯出来的，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经验和教训本来就在田氏家族成员的心灵深处留下深刻的烙印，而齐桓公死后的齐国政坛持续动荡，矛盾之错综复杂、斗争之残酷激烈又远甚于陈国。在这种形势下，田文子以前的田氏家族一方面采取处虚守静、韬光养晦而避免过早卷入政治斗争漩涡的策略，一方面从姜齐公室内部的倾轧厮杀如崔庆之乱中观摩学习，汲取经验和教训，充实本家族谋略文化的宝库。田文子以后，随着田氏家族渐渐强盛，有力量卷入冲突斗争以便捞取更大的权益，这时他们则一边同姜齐集团斗争，一边从姜齐集团那里学习。田氏谋略文化正是在同姜齐残酷的斗争实践中发展光大的。

   
    （四）从田氏家族的职守看其家族谋略文化的成因

   
    作为齐国大夫，田氏家族的历代核心人物首先是政治家，因此，田氏家族的谋略文化亦就以政治谋略文化为主要内容。但是我们还应看到，春秋时期的田氏家族成员许多人都曾从事过工商、军事、外交，而这三个领域又是谋略文化特征最明显的领域。田氏家族从业其中，总结经验，提炼计谋，升华智慧，然后源源不断地输入其家族谋略的文化宝库，也是不难想象的。

   
    田氏家族有着悠久的从事工商的历史，远祖有虞氏就是精于陶艺的氏族，据传，其领袖大舜不仅曾“陶于河滨”，还曾“就时”，“灰（贩）于常阳”，“贸迁于负夏”。周武王克商，舜之苗裔妫满受封于陈，同时又被任命为陶正，主管周朝的制陶业。田（陈）完逃来齐国后，齐桓公任之以工正，负责齐国的手工业管理。可能正是基于以上远近的背景，田氏家族有着鲜明的经营工商业的传统，甚至如上文所说，连田文子、田桓子这样的在朝大夫，密谋策划时竟也要借用商业隐语进行交流。迨及齐景公，田氏已经发展为齐国的第一工商业家族。《盐铁论·刺权》载：田氏控制姜齐的山海利源，“专巨海之富而擅鱼盐之利，……转毂运海者盖三千乘。”工商致富，然后凭借雄厚的资本“行阴德”，正是田氏家族颠覆姜齐政权的法宝之一。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的是，工商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业者必须具有高瞻远瞩和精打细算的智慧与韬略，战国大商人白圭尝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矣。”因此可以肯定，经营工商产业是田氏家族谋略文化的重要成因。

   
    田氏家族许多成员曾有过军旅生涯，甚至不乏统帅军队的方面之将，仅见诸《左传》者就计有：田无宇参加伐莱之役（襄公六年），孙书（字子占，田无宇之子）统兵伐莒之役（昭公十九年），田乞统兵救范氏之役（哀公四年），田瓘、田庄以及田书、田逆分别参与伐鲁之役、艾陵之役（哀公十一年），田瓘统兵救卫之役（哀公十七年），田常统兵救郑之役（哀公二十七年）。其他见诸史乘者尚有：田穰苴退晋军、燕军之役，田完子拒越之役等等。田氏家族在军旅生涯中积累的丰富的治军、用兵的经验智慧，必定成为家族谋略库中的重要内容。比如田须无言“兵不戢，必取其族”（《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堪称兵家之格言妙语。次如田常统兵救郑之役，整军经武、临阵处置皆甚得为军之道，颇有名将风范。

   
    至于外交，也是田氏家族擅长的职业，洞悉天下大势，纵横捭阖，娴于辞令，在外交阵线多有建树，见诸《左传》者如：田无宇使楚乞师，终于使楚国伐郑以救齐（襄公二十四）；田须无力排众议，主张响应弭兵之会，曰：“晋、楚许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许，则固携我民，将焉用之？”（襄公二十七年）；田须无劝齐景公朝晋（襄公二十八年）。尤其田成子常（恒）弑杀齐简公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田氏家族在外交上更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更能充分展示田氏家族的谋略特色。

   
    齐平公元年（前480年）春，鲁国孟孙氏的采地成邑（今山东宁阳北）叛投齐国，孟武伯率兵攻打成邑，不克，就在附近起筑舒邑以压迫成邑。齐鲁关系骤然紧张。秋天，田常派其兄田瓘出访楚国，敦睦齐楚邦交。田瓘路过卫国时，遇见孔门弟子子路。子路谓田瓘道：“天或者以陈氏为斧斤，既斫丧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终飨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鲁以待时，不亦可乎！何必恶焉。”田瓘当即表示赞同。于是，本年冬天，齐国约请鲁国讲和，孔门另一大弟子子贡陪同子服景伯访齐，田常亲自到子服景伯下榻的客馆探望。子贡表示鲁国愿意像卫国一样，结好齐国。田常遂将成邑归还鲁国。从此，齐鲁邦交乃趋于正常。此后田常又充分利用楚有白公之乱、晋有四家之争、吴越相互攻伐的有利国际环境，开始插手中原事务，加强齐国对中原诸侯的影响力。四年之中，田常数次出兵卫国，终于控制了卫国的局势。齐平公六年（前475年）夏，田常在廪丘主持诸侯盟会，准备驱使诸侯联军替郑国讨伐晋国，但郑国并不想同晋结怨过深，因而婉言拒绝，使得盟会不欢而散。次年秋，齐平公在田常指使下前往齐西境的顾邑，与鲁、邾两国君主会盟。

   
    田常在外交领域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他尽管有弑君盗国之名，但“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甚至连晋、楚等强国也无力遏制齐国势力向中原的扩张，齐国颇有重振桓公霸业的气象。

   
    外交也是需要高度智慧的职业，田氏家族在外交方面无疑也积累了许多的经验，从而也大大丰富了田氏家族的谋略库藏。

   
    要之，齐国田氏家族谋略文化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以上所列只是几个主要方面而已。

   
    余论：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对战国齐国社会的影响

   
    战国时代的齐国是田氏的齐国，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固然仍在持续发展，但是鉴于田氏已经摇身一变为齐国的王室贵族，所以其家族谋略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就等同于齐国谋略文化。田齐谋略文化之发达，实乃众所皆知的事实，无庸赘言；然而姜齐田氏家族谋略文化对战国田齐谋略文化究竟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却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首先，从风尚的层面看，田氏齐国的谋略文化比较姜姓齐国要鲜明和发达许多。《管子·水地篇》说齐人“谄谀葆诈”，《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秦昭王语“吾患齐之难知”，《战国策·齐策》载秦王政语“齐多智”，凡此云云，所指皆为战国时的齐国，而非春秋时的齐国。战国时齐人重谋尚智性格愈发鲜明，除了与齐国工商业持续发展繁荣、政治军事斗争形势日益严峻，以及崇尚“谋”“诈”的莱国、莒国并入齐国版图等背景因素有关外，也同田氏家族谋略文化的浸染和影响大有关系。

   
    其次，从政治的层面看，战国田齐统治者娴于统治术的运用，齐威王继位之初“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后封赏即墨大夫而烹杀阿邑大夫，致使“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便是典型的事例。此外，战国时的齐国特别重视治国谋略的研究、探讨和总结，田齐统治者兴办的几乎与战国田氏相始终的稷下学宫，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他们以优厚的条件招致天下游说之士，“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请这些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不治而议论”，遂有“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而细察稷下百家政治学说，便不难发现其中掺杂了不少田氏家族谋略文化的内容成分。就以黄老学派来说，其以黄帝和老子命名学派本身就打上了深深的田氏家族的烙印。齐威王所铸敦铭云：“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合扬厥德。”铭文中的“黄帝”，传统以为即号为轩辕氏的黄帝，而事实上却是指的田氏家族的远祖虞帝舜。至若老子，《史记·老子列传》云：楚苦县人。按苦县，今河南淮阳，春秋地属陈国，则老子可算作田氏旧国的遗老乡贤（我们甚至怀疑现存《老子》其书，正是战国田氏家族假托故国老子之名而编纂的一部权谋学著作）。由此可见黄老学派一名的缘起，实在体现着田氏的故国之思和祖宗之念。另外，黄老之学作为稷下显学，所论不外乎政治权谋术，处虚守静、通权达变、因任而治则是其主旨，而这一切不仅是姜齐政治文化的传统内容，更是田氏家族谋略学的精髓要义。由黄老学派衍生出的稷下法家，强调“德法兼治”，亦带有鲜明的田氏家族谋略文化的特色，田氏家族正是靠“行阴德”，“行刑罚”，德法并施而取代姜齐的。更耐人寻味的是，稷下兼治黄老之学与法家之学的核心人物恰恰正是一位田氏家族成员，那便是绰号“天口”的田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