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火！”

    指挥员一声令下，从两个团中挑选出来的“神枪手”同时开枪，一个又一个火力点被打哑了。

    造反派毕竟不是解放军的对手，解放军真的开了枪，造反派便被打得四散奔逃，“红总”的防线很快就被冲垮了。傍晚时分，“红总”占据的鼓楼、银行、礼堂、第一中学等外围制高点，全部被攻下。“红总”的防御核心——磁县县委、县人委大院也很快被解放军占领。“红总”成员一个个都放下了手中的武器，被看押起来。

    当晚，铁路部门迅速抢修了铁路电话线，京广铁路恢复安全畅通。

    含沙射影，郑维山被诬陷为“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

    完成任务后，××军向北京军区作了报告，郑维山根据他们报告的情况，批准了给上级的报告。

    “磁县事件”后，磁县严重对立的两派不复存在。1968年3月14日，经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批准，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此后，磁县各直属单位，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等也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正常的工作秩序得以恢复。5月，磁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立，实行党政一元化领导机制。

    但是，关于“磁县事件”的各种说法并没有因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而终止。反而是一波三折，越传越邪。

    据参与“磁县事件”作战指挥的×××师政委曲凤图介绍：“磁县事件”后，有人传说，1968年2月9日18时左右，军队有关部门收到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电报，电报转达周恩来的意见，“磁县事件”要和“徐州事件”区别处理，言外之意就是不要按“二六命令”对待“磁县事件”。又有人说根本没有此事，是谣言。也有人说，当时的中央有关部门偏听偏信，只是听了“县总”反映上去的情况，作出了错误的开枪决定。还有人说，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看到造反派被打了，当然不高兴，所以要对此事提出质疑。

    传闻毕竟是传闻，郑维山对此并没有太在意，因为他最清楚此事的来龙去脉。后来，各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北京军区只得派出工作组对关于磁县开枪事件进行调查。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的郭春宣是调查组长。4月，郭春宣带领毕可升、孙春明一行三人前往磁县实地调查。4月29日，调查报告出来。“磁县事件”中，“红总”和“县总”双方共有5000余人参战，其中“红总”参战近800人。除京广铁路交通受阻外，在两派的武斗中共烧毁粮食80多万斤，皮棉10余万斤，还烧毁部分建筑物和一些机器设备，直接经济损失达27万余元。

    事隔三年，在1971年1月召开的华北会议上，江青等人以磁县开枪事件为由，诬陷郑维山“飞扬跋扈、称王称霸、下令开枪镇压群众……”江青说：“郑维山竟然下令开枪镇压群众，郑维山一贯有军阀作风。他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

    在江青等人的策动下，对郑维山进行了“批判和斗争”：有人说，郑维山是“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有人攻击他一直是站在保守派一边的，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对此，郑维山保持了沉默，却又被说成是顽固对抗。

    事隔多年之后，郑维山还一再提起此事。他说，这才真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封锁枪眼完全是执行了军委指示的，江青却说我“下令开枪镇压群众”，“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

    江青等人究竟知不知道郑维山是奉命处理“磁县事件”呢？

    应该是知道的。“二六命令”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的，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江青能不知道吗？

    在华北会议上，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说了话。他对全体与会者说：“磁县事件，是上面的责任。”

    那么，为什么江青、康生等人非要把擅自下令开枪镇压群众这样的罪名安在郑维山头上呢？

    郑维山在后来的言谈中曾经提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他的真实目的是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这话是有道理的。

    在“文革”过程中，周恩来所起的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他尽自己所能，使国民经济能够运转，对那些制造动乱的坏分子有所遏制，而这些正是江青等人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要在乱中夺权，乱中渔利，周恩来越来越成为他们的障碍，打倒周恩来，是他们早晚要走的一步。也正如郑维山后来所说：如果当时我说是周总理下命令的，不是正中那些人的下怀吗？

    郑维山被批判后，“磁县事件”又出现了新的波折——有人散布说这一事件是郑维山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事件，是血洗磁县。一些不明真相者跟着以讹传讹，越传越离谱。

    据《磁县志》记载，1971年9月，有关部门对“磁县事件”中在押的48人予以平反，并当场释放，销毁在押中的所整档案。1975年8月28日，邯郸地委在肥乡县办了“磁县事件”和“清队”扩大化学习班，追查肇事者，分清责任，落实政策。“磁县事件”的参与者，无论是“县总”还是“红总”，均被当作受害者平反。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05年03期，作者：董保存 范占英【原标题：开国中将郑维山文革为何被打成“镇压造反派的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