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磁县的武斗只是中国当时情况的一个缩影。就在京广铁路磁县段遭到破坏的前几天，另一条铁路大动脉上的重要枢纽徐州，也发生了类似事件。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针对“徐州事件”于1968年2月6日下达了“二六命令”，只是当时“二六命令”没能立即传达到磁县。

    不要说磁县的群众组织不知道这个命令，就是当时的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也是在2月8日晚才从电话里听到这个命令的。

    1968年2月8日，郑维山刚参加完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当晚，便在石家庄八一剧场看演出。21时，党委办公室秘书吴炳州接到了总参作战处蔡洪江的电话。

    蔡洪江显得十分焦急：“总理电话指示，据铁道部军管会报告，邯郸地区两派发生武斗，在磁县把铁路电话线破坏，已经影响到京广线、陇海线以及西南、西北的铁路线段调度周转。经林副主席批准，××军应立即派两个步兵团到达武斗现场，负责隔开，进行政治攻势，要他们立即停止武斗。指出破坏铁路、电话线是完全错误的，如继续这样做，就是反革命的土匪行为，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再承认他们是革命造反派。对极少数坏头头必须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具体按‘二六命令’办。总理和杨代总长要直接向郑司令员布置任务。”

    接完电话后，吴炳州感到事情重大，立即找到郑维山的秘书杜辛报告了有关情况。杜辛也感到此事非同小可，立即驱车赶到八一剧场，向郑维山作了报告。

    郑维山一行急忙赶回招待所，要通了北京的电话。电话中，杨成武的声音急促，说：“总理要找你。磁县发生了严重的武斗，影响了铁路大动脉，要采取果断措施。详细情况总理还会向你交待，这项任务非常特殊，一定要坚决完成好。”

    这时，周恩来的电话来了：“维山同志，据铁道部军管会报告，邯郸地区两派发生武斗，在磁县把铁路电话线破坏，已经影响到京广线、陇海线以及西南、西北的铁路线段调度周转。你们马上派一个团到那里，制止武斗，恢复铁路畅通！可以按‘二六命令’处置，‘二六命令’你们可大量印发，广泛宣传……”

    周恩来说：“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仍然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是反革命行动，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

    就在郑维山和周恩来、杨成武通电话的同时，秘书正通过保密电话记录蔡洪江传达的“二六命令”的具体内容：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命令

    铁路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国防战备和城乡人民生活，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必须确保其安全。一小撮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美帝、苏修、日本、蒋匪的特务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欺骗和蒙蔽部分群众，破坏铁路交通，炸毁桥梁建筑，袭击列车，杀人劫货，这是一种反革命的土匪行为，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再承认他们为革命造反派。为此特命令如下：

    （一）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采取专政措施，坚决法办。受蒙蔽群众要立即提醒，反戈一击有功，放下武器，交出坏头头，交出刽子手，揪出幕后操纵者无罪。

    （二）铁路系统的革命职工，必须坚守岗位，忠于职守，狠抓革命，狠促生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加无产阶级党性，提高革命警惕性，协助人民解放军，坚决同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反革命行为作斗争，保证铁路运输畅通。

    （三）铁路沿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有维护铁路交通安全和保护国家财产的责任。必须保持高度革命警惕，发现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情况，应立即报告当地驻军，并协助他们采取必要措施，保证铁路交通安全。

    （四）担任护路和铁路沿线的人民解放军和公安人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对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反革命行为，要遵照1967年“九五命令”，立即采取行动，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包围，积极争取受蒙蔽的群众，坚决镇压和逮捕极少数坏头头和反革命分子，如遇有破路、炸桥、劫车、杀人的反革命土匪进行抵抗和逃窜时，我人民解放军必须进行追击，沿铁路的广大人民群众有责任配合解放军进行阻击、追剿和包围，务期达到聚歼目的。

    我全国担任护路和铁路沿线的人民解放军和公安人员，务须同铁路革命职工和铁路沿线广大革命群众密切合作，确保铁路交通的安全畅通。

    蔡洪江特别强调，要注意第四条。

    看完“二六命令”，郑维山说：“这就对了嘛，这个命令早下就好了！对那些破坏分子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作为一名战区指挥员，他当然知道这个命令意味着什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军队没有介入地方的运动。随着运动的全面展开，一些地方部队开始“介入”当地的“文化大革命”。到了1967年夏，各地相继发生武斗，也随之发生了抢夺军队武器和军用物资的事件。那时，部队接到的命令是“五不命令”，包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事情愈演愈烈，1967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即“九五命令”。“九五命令”虽然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抢枪问题。因此，军队对“二六命令”是真心拥护的。

    郑维山思忖片刻，站起身对旁边的秘书说道：“要××军军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