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维山要找的××军军长张英辉是当时驻防在石家庄的部队最高首长。郑维山简单地向他交代了任务，说：“你们派一个团，立即出发，到磁县执行任务。必须尽快恢复京广铁路畅通，但也要竭尽全力以强大的政治攻势来恢复铁路畅通。”张英辉问：“如果他们不听，怎么办？”

    郑维山说：“如果政治攻势不成，在必要情况下我们只好封锁枪眼，一定要把双方隔开，将武斗制止。一定要注意，弹药必须控制，不能放在战士个人身上。”

    布置完任务后，郑维山又接到上级打来的电话，说总理要他立即回北京参加研究解决晋东南问题的会议。当晚，郑维山便返回北京。

    实际上，与郑维山同时接到命令的，还有武汉军区的有关领导，要他们从驻防洛阳的×军也派一个团执行这一任务。

    于是，两个军区各派了一个团开往河北省磁县。中央军委何以对小小的磁县武斗事件派了两个军区的部队参与呢？有人分析原因是：首先，磁县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调以上两个军区的部队来此的速度最快；另外，为避免军队卷入磁县的派性斗争，支一派压一派，同时派两个军区的部队可以互相制约，确保军队在处理磁县武斗事件中的中立立场。

    1968年2月9日上午9时，北京军区××军的一个团、武汉军区×军的一个团先后到达磁县县城外集结地域。

    与此同时，邯郸市联委、峰峰矿区、临漳等地与“县总”持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也派人前来支援“县总”。

    9时40分，两个团的部队在××军副军长曹步墀、参谋长耿淑明的指挥下，来到磁县城门外。部队首先全面展开了政治攻势，用广播车反复广播着党的方针政策。

    对拒不弃城的“红总”，解放军则用大功率的喇叭广播着“二六命令”。

    在刚刚升起的朝阳中，战士们分四路纵队朝四个城门走去，他们手拿“红宝书”，身背冲锋枪，高唱语录歌，列队前进。

    由于“县总”处于弱势，见到解放军开到磁县县城附近，他们不但不抵抗，而且要求为解放军带路，向解放军报告“红总”的消息。当部队向城里开进时，他们跟在部队的后面，那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组织，也随着“县总”跟进。部队官兵一再劝诫，仍不能使其完全与部队战士分开。这无形中给人一种解放军是来打击“红总”的印象。

    “红总”拒不停火，解放军被迫开枪还击

    据当年把守着磁县鼓楼的重机枪手赵培卿回忆，当他看到解放军战士排着整齐的方块队伍，拿着《毛主席语录》，身背冲锋枪，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口号，朝磁县北门走来时，有人说：“这是假解放军！”他将信将疑。当队伍走到距离鼓楼300多米时，当过兵的赵培卿感觉到，这支队伍队列整齐、步伐矫健，闪亮的帽徽和领章，绝对不会是假解放军。特别是那些战士的口音，明显是南方口音。

    就在这时，有人朝解放军的队伍开了枪。广播车上有人中弹倒下。紧接着，走在队伍前排、手持毛主席语录牌的战士也倒下了。解放军战士就地卧倒。“红总”利用已经构筑好的明、暗火力点，用步枪、轻重机枪向部队猛烈射击。

    在这种情况下，战士们十分激愤，他们强烈要求还击。然而，没有接到命令，他们仍然只能冒险继续进行政治攻势，希望能够使受蒙蔽的群众放下武器。但近乎疯狂的“红总”根本不听这一套，他们的火力更猛了，压制得部队抬不起头来。双方对峙到中午，部队伤亡激增。几乎与此同时，京广线上的206次列车从磁县经过，气焰嚣张的“红总”再次袭击了列车。

    时任北京军区×××师政委的曲凤图回忆说，当时他们在磁县设有作战指挥所，他不断地将这里的情况向上级汇报。当负责执行任务的副军长见无法凭借政治宣传争取两派放下武器、停止袭击列车时，终于下达了向造反派鸣枪警告，迫不得已时可以用火力封锁枪眼的命令。

    14时，两个团分别从不同方向向城内制高点上的造反派喊话：“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前来制止武斗，你们必须立即放下武器！”

   “如再顽抗，我们将对其严惩！”

    但“红总”方面，枪声仍在响，子弹还在飞。

    部队开始鸣枪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