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营造协商民主的和谐气氛
出于对周恩来的爱戴和敬仰,更是出于对邓颖超的敬重和信任,在1983年的全国政协换届会上,2000多名政协委员以全票赞成邓颖超出任六届全国政协主席。尽管年事已高,多病缠身,但邓颖超在其位、尽其责,以满腔的热情,对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六届政协主席任上,邓颖超十分关注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1984年6月, 她到天津视察工作,分别会见了全国政协在津委员和天津市政协委员。人一到齐,她就开门见山地说:“今天开会,我说说你们说说,你们说说我再说说,我不做独角演员,大家都提意见。我到这里来,就是来集思广益的,把大家的意见反映到党中央,反映到全国政协。”邓颖超手中没有事先写好的讲话稿,也没有长篇大论照本宣科,她详细地询问了委员的生活工作情况,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大家畅所欲言,争着发言。邓颖超认真听取了大家对政协工作的意见、建议和要求,然后要求天津市委和市政协的同志一定要及时解决能够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她对大家说,大家对一些问题很着急,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事可以马上办,马上解决,有些事还需要创造条件加以解决。我们面临着一些什么困难,现在我们是怎么样实事求是去办的,希望大家实事求是地向人民群众讲,人民群众是会谅解的。
邓颖超还多次在全国政协的办公会议上指出, 民主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在人民政协,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扬民主,要广开言路,让人说话,不能搞一言堂,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她鼓励大家要多提意见建议,要让别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有一次,她在政协工作人员大会上对机关的一件事情作了批评,后来经过有关同志说明情况,在另一次会议上她立即作了更正。还有一次,邓颖超在政协小组会上即席发言,有一位委员在随后的发言中称对邓颖超主席的“指示”表示感谢,邓颖超马上说:“不是指示,不是指示,咱们是平等的,同志式的协商和交换意见,在我们这个圈中,要把‘指示’这两个字去掉。”
邓颖超与党外人士交往一直是和风细雨式的。 就任政协主席后,她邀请党外政协副秘书长到她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家中“串门”叙谈。在交谈中,她详细介绍了人民政协的作用和重要意义,并一再叮嘱,人民政协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各党派、各团体、各界代表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她希望党外人士立足本党派的实际,根据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并通过建议和意见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
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创造让大家说话的条件,邓颖超采取了几项有力措施:一是加大委员的知情权,对委员关心的问题,邀请中央相关部门负责人作专题报告介绍情况,或向委员发送有关资料;二是进一步加强每年一次的组织委员有针对性的视察活动;三是进一步发挥专门委员会的作用,进行专题调研;四是对委员提案不限时间和人数,委员随时都可以就有关问题提出意见建议;五是重视委员的小组会发言,将其中有关批评建议认真整理后分送有关部门处理;六是恢复委员的全委会议的大会发言,而且尽量安排更多场次来进行。
每次在政协全委会议上,邓颖超都要参加小组会议,听取委员的意见和批评,有时,她还要与委员个别交谈,将听取到的意见交秘书处,并责成及时处理反馈。
在邓颖超的关怀和鼓励下,委员们心情舒畅,纷纷建言献策。在六届政协期间,国家一些重大经济建议政策性问题如建设长江三峡工程,关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等以及知识分子、教育、科技政策性问题等等的批评和建议,在大会发言中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反映,并得到落实和解决。
1988年初,新一届政协换届之际,在邓颖超的意见启示下,全国政协办公厅起草了《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并修定了相应的制度,为下届政协这方面的工作作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同心开创对台工作新局面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这年底,邓颖超出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1980年元旦,邓颖超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讲话时说:“《告台湾同胞书》所明确宣告的大政方针......不是权宜之计,更非所谓的‘统战攻势’,完全是以中华民族的大义和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邓颖超希望台湾当局以国家利益为重,朝着祖国统一的伟大目标前进,并表示相信富有爱国传统的台湾人民一定会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1980年11月,浙江省台胞率先在内地创建了浙江省台湾同胞联谊会。邓颖超随即提议中央也成立台联组织,1981年,邓颖超专门调当时在河北廊坊挂职地委副书记的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林丽韫返京,筹备中华全国台胞联谊会。她对此项工作的进展情况非常重视,从大政方针到具体事务,都给予关心和指导,曾多次对林丽韫说,由于30多年的隔阂,台湾同胞对我们很不了解,全国台联应努力同台胞沟通,增进海峡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她指出,中华全国台胞联谊会要做好生活在祖国大陆的台胞的工作,首先要协助党政有关部门落实好对台胞的政策,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团结他们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做出贡献。
1981年9月30日,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发表了对台工作的九条建议,即“叶九条”。这是邓颖超领导的对台工作小组,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对海峡两岸的经济、贸易、文化、交通、民航、邮电等方面情况进行深入研究,经过反复修改,所拟定的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具体的方针政策。邓颖超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讨论,并详细地研究定稿,报中共中央常委审批。“叶九条”发表后,引起海内外的震动,受到普遍的欢迎。
紧接着,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在《人民日报》发表,又一次引起海内外的极大震动,触动了民族的深情。这封公开信的撰写和发表也是在邓颖超领导之下进行的。1982年7月,蒋经国发表了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字里行间无不散发着浓浓的思乡之情。邓颖超看到后,立即召集对台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副组长廖承志来给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蒋经国先生写公开信。她与廖承志一起推敲文句,文中引用张治中“寥寥海天,不归待何”的话,还引用了鲁迅的著名诗句,既动情感人又道理铿锵。正是在这一系列有情有义的对台工作步骤之下,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当局终于放弃了“三不”政策,开放了对祖国大陆的探亲旅游,迈出了打破两岸阻隔的第一步。
邓颖超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艺术。对于对台工作,她曾多次指出,统一祖国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立足于长期的埋头苦干,要“细水长流”,“见缝插针”,对台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时间性很强,每件工作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
1984年,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邓颖超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强调指出,“赞成统一就是爱国。在统一的大前提下,一切问题都好商量,总会求得合情合理的解决”。
邓颖超平时工作繁忙,但只要台湾同胞访问团到访,她都要会见。1983年至1984年,她先后接见了旅美台胞医生团、“台湾之将来”研讨会的海内外学者、菲律宾台胞团、“亚洲文化研究会”代表团、旅美台胞工商考察团、第一届海内外青年台胞夏令营全体营员等。在会见时,邓颖超总是认真听取台胞对统一祖国的意见建议,针对台胞提出的问题阐述我对台方针政策,同时也以亲身经历,讲述国共两党合作历史。她还挤出时间接见了台胞中的文化名人如杨基振夫妇、陈鼓应教授、晏阳初博士、胡秋原先生等,向他们宣传中共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
邓颖超还善于团结各民主党派成员,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一起来做祖国统一的工作。1979年底,朱学范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邓颖超嘱咐他要为祖国统一大业多出力,朱学范按照邓颖超的嘱咐,于1981年2 月发起并主持召开了对台通邮座谈会,并向中共对台工作小组递交了《关于成立对台通邮研究小组的请示报告》,还递交了具体的工作建议,得到了邓颖超的嘉许。朱学范在1988年底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邓颖超专门写来贺信,信中说:“关于祖国统一实行一国两制,你和贵党的同志们一定能取得新的发展和新的成绩。”
1990年11月,是张治中将军百年诞辰,张治中将军的长子张一真等自台湾来到阔别42年的祖国大陆。邓颖超知道后,立即邀请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和张一真等到她家做客,赞扬张治中将军为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和祖国的和平统一所做的工作,她鼓励张一真说,你现在回来了,也可以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多做些事情。
与党外人士肝胆相照
邓颖超身上还具体体现着中共领导干部与党外人士相处的精神境界:危难不弃肝胆情。
1957年反右风暴骤起,邓颖超约时任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兼副教务长、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的雷洁琼到中南海共进午餐,雷洁琼与邓颖超已是多年不见。那天,周恩来、邓颖超在客厅等着雷洁琼的到来。一见面,邓颖超就亲切地握住雷洁琼的手问寒问暖,向她了解几位老知识分子和党外民主人士的情况,说:“我们党与非党朋友就像红花与绿叶一样,只有红花没绿叶,花也不好看的,更重要的是花也长不好啊。”她的这番寓意深长的比喻,使雷洁琼进一步明确了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冰心与邓颖超是有着几十年交情的老朋友。1958年4 月,冰心的爱人吴文藻被划为右派,在全家感到冤愤无告之时,周恩来和邓颖超派车接他俩进中南海做客。冰心一见到邓颖超,一腔悲曲倾泻而出。邓颖超握着她的手,仔细地听她诉说,目光中充满了同情和理解。这次邓颖超尽管没有能具体解答冰心的问题,但她的关怀使冰心感到了安慰和信心。乌云驱散之后的新时期,邓颖超与冰心常常相约于赏花季节,一同观赏满园春色,邓颖超还总是采上一大把西花厅院中的白芍药送给冰心。有一年,冰心因事没能去赏花,邓颖超惦记着冰心,就专门带了花前往探望,由两位工作人员携扶着上了冰心住的二楼,与冰心老人倾心交谈,使冰心感到无比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