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结婚后不久，邓颖超怀孕了，她当时是何香凝（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的秘书，一心想把工作做好，所以买了一些中成药，想把孩子偷偷打掉，结果痛得直打滚。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发了很大的火，说：“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的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邓颖超告诉赵炜（邓颖超的生活秘书），那是第一次看到周恩来发那么大的火。

　　后来，邓颖超怀上了第2个孩子，预产期在1927年3月。之前，周恩来已赴上海工作，邓颖超的母亲来广州陪她分娩。3月21日，邓颖超生产，但难产，生了很久也没生下来。最后，医生动用了产钳，导致婴儿头颅受伤，刚生下来就夭折了。

　　本想在医院多休养几天的邓颖超，因为“四·一二”政变而离开广州。在这家德国人开的医院里，一个信基督的医生把她藏在后院，每天都锁上门，由护士送饭。最后，他们把邓颖超化装成护士，与其母一起经香港辗转到上海。因为产后过于疲劳，邓颖超再没有怀上孩子。

　　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化名到北京协和医院请著名的妇科大夫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当时没有认出邓颖超的林巧稚认为她不太可能再怀孕。得知邓颖超的真实身份后，林巧稚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疏通，以增加生育的可能，但邓颖超最终放弃了。

　　没有孩子，使得原本陷于繁忙公务的总理家庭又少了几分普通人家的生活气息。周恩来与邓颖超各有一间卧室。邓颖超的作息极有规律，每天23点必然准时上床。经常是周恩来回来时，邓颖超已经睡着了，邓颖超起床时，周恩来刚刚休息。

　　赵炜说，“‘文革’之前，两个人还经常一起看戏、散步。有一次周恩来回来，邓颖超给了他一个拥抱，我们大家都在一旁看着笑。”这样的气氛在“文革”后再没出现。两个人交流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地被工作占据，几乎没有任何私密性。这个家，其实更像是一个办公室。

　　六十年代末一个夏天的晚上，一个护士突然发现邓颖超一动不动，没有反应，急得大喊“大姐、大姐”，碰巧在家的周恩来听到后，连忙赶了过来：“小超，小超！你怎么了？快醒醒！”（平时在家，周恩来从不喊邓颖超“小超”，而是跟着大家一起称呼“大姐 ”。）后来得知，靠安眠药入睡的邓颖超在那天服药后，药性发作，陷入睡眠状态，虽是虚惊一场，但周恩来当时的焦虑和急切给赵炜留下了深刻印象。（李菁）【原标题：邓颖超放弃生育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