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第三把骨灰撒在了天津海河人海口。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港口城市。1913年春，因四伯父周贻赓从沈阳调天津任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员，周恩来也随四伯父来到天津，并于那年暑后考入仿欧美风格办学的私立南开学校。从此，他与天津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在天津组织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组织青年进步革命团体“觉悟社”；还曾在天津因投身五四爱国运动遭反动当局逮捕坐牢达半年之久，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失去自由；在天津结识了许多仁人志士和亲密战友，特别是结识了他后来的伴侣邓颖超。

　　在天津，还发生过一件让周恩来终生难忘，而社会上又很少有人知道的事。

　　1928年12月，为了解决顺直省委领导人之间的矛盾问题，周恩来以中央特派巡视员的身份，化装成商人模样潜往顺直省委所在地天津。在一次集会时，反动军警突然包围了会场，不过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次共产党的重要集会，只当作是一部分青年过激分子组织的会议，目的只是想抓住从外地来参加会议的头头。于是，这些鹰犬们就严令所有被围在场内的与会人员，可以带信给在天津的家人或亲属来将他们保领回去，然后再从剩下的没人认领的人中查出共产党的要人。这使周恩来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情急之中，他突然想到了寓居天津的三伯父周贻谦，就让一位被家人保释出去的同志帮他带一封信给三伯父。

　　周贻谦的妻弟钱能训曾担任过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和代国务总理。“攀”上这棵大树，周贻谦也曾在他的荫庇下担任一些收入可观的职务，如铁岭税捐局局长、天津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长等，并经常在京、津一带的重要场合出现，认识他的人很多。但他对周恩来这个闹革命的侄儿并不太看好，所以周恩来这次秘密到天津时也没有告诉他。现在情况危急，只有三伯父出面，他才能转危为安。周恩来虽然知道此举有一定风险，但他更相信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三伯父对他的亲情。1910年他12岁时，就是这位三伯父把他带出淮安驸马巷到东北读书的。

　　周贻谦接到周恩来遇险的信后大惊失色，立即穿起长袍马褂，并让家人从车行要了一辆汽车，赶往周恩来出事的地点。

　　行车路上，周贻谦再三忖度：十几年了，当年稚气未脱的孩子早已长成大人了，见面能一眼认出来吗?在这种节骨眼上，如果稍有迟疑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最后，他决定写一字幅放置于车前。可字幅上写什么呢?如果写“接周恩来”，无疑是把他送入虎口；写“接侄儿”吧，能引起周恩来的注意吗?临提笔时，周贻谦写下了“接周大鸾”4个字。果然，车一到会场门口，机灵的周恩来看到自己乳名就雀跃似的喊道：“三伯，三伯，我爸叫我来给您拜寿，可我被一个朋友拉来听一个什么会议……”军警们一见是周贻谦出面，而且伯侄之间彼此熟悉，亲密无间，只好放人。

　　回到寓所后，周贻谦再一次严肃批评了周恩来：“宣统退位了，共和建立了，你还要闹革命!你们是‘革’谁的命啊?”周恩来一边感激伯父的救护之恩，一边用孙中山的遗言回答说：“三伯，中山先生临终前不是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吗?现在的蒋介石早已背叛中山先生遗训，如果让他长期独裁下去，我们中华民族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啊!'，周贻谦听了沉默无语，良久才说：“人各有志，我不强勉了。只是山高水远，前途多艰，你一定要好自为之呀!”

　　据说，反动军警放走周恩来之后，又听人说好像周贻谦家庭里有个共产党的要犯，于是连忙加派军警日夜守候在周贻谦的住宅周围。谁知周恩来的警惕性更高，他只在三伯父家呆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穿上高领旗袍，带上假发套，化装成一位阔太太，坐上黄包车，在一位“女用人”的陪侍下，从宪兵、特务们的眼皮底下溜之大吉了。

　　天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革命起步的地方，也是他多次涉险的地方，因此他对天津就多了一份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