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邓大姐的心胸一直很宽阔，对死也一直表现出豁达的态度，把生死问题看得很透。邓大姐晚年在谈话时常常说起生死这样的话题，她说“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谁也避免不了，逃不掉的。”“怎样对待死，怎样对待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死观。生时什么也没有，死了两眼一闭，心脏停止跳动，什么也不知道了，什么也带不走的。” 有一次，邓大姐又同我提起这个话题，她说：“一个人死后大办丧事是劳民伤财的事，我也反对在家搞吊唁，我无儿无女搞这些是给你们和组织上添麻烦。”说到这儿，邓大姐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赵炜你做点好事，我死后千万千万别搞吊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社会上对于安乐死的问题争执很大，邓大姐知道后就旗识鲜明地表示支持安乐死。

    那是1988年1月间，邓大姐从她最爱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中听到北京首都医院的一位大夫关于谈论安乐死。那天，她不但一字不漏地认真听完了节目，而且还给中央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的同志们写了一封信：

    今天你们勇敢地播出关于安乐死的问题并希望展开讨论，我非常赞成。首都医院那位大夫的意见，我很拥护。我认为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我在几年前，已经留下遗嘱，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用不着人工和药物延长寿命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抢救的办法。

    这作为一个听众参加你们讨论的一点意见。

    邓颖超

    1988年1月22日

    后来“午间半小时”节目把邓大姐的信播了出去，许多人都为她赞成安乐死的坦诚态度所感动。邓大姐不但赞成安乐死，而且还曾想过身体力行。有一天，我同邓大姐开玩笑：“大姐，您怕死吧！”她马上说：“我才不怕死呢！几十年风风雨雨，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怕死，能活到今天我是没有想到的，死是自然规律，我这样太浪费人力物力了。”

    1989年10月16日，邓大姐特意让我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转达了她的意见：“一个共产党员，在死时再作一次革命。当我生命快要结束时，千万不要用药物来抢救，那是浪费人力物力的事，请组织批准，给予安乐死。”听了邓大姐的请求，李鹏即给江泽民同志和政治局常委们写了一封信，报告了详细情况。后来，江泽民同志批示说：邓大姐的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和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可敬可佩，值得我们学习。此件请常委同志阅后请办公厅妥为保存，今后邓大姐百年之后坚决按她意见办。

    1991年7月，邓大姐最后一次入院后经常高烧不退。一次，她持续昏迷了12天，清醒后，她可能感到自己病情很重，就又一次提出安乐死的事。当时我们大家安慰她，您的头脑清醒，而且还可以治疗，谁也不能批准你安乐死，也没有必要。邓大姐最后病危的时间很短，只有一天一夜，而且是自然睡过去的，可以说这对于她也是种安乐死吧。

    住院期间，邓大姐不止一次地说起她的遗嘱，怕我们不按照她的意愿办。我曾对她表示：“请您放心，您有信给党中央，也有给我们承办具体事项的同志的信，除此之外，那些口头的嘱托我也不会忘记的，我会尽力照您的原则办的。当然，有些事我不一定能办得了，但凡是我能办的一定照办。”她听我这样说，高兴地说：“那好！我就放心了。”

    邓大姐的两份遗嘱十分简短，但它精炼如金。从那一条条简洁而明了的嘱托中，我们看到了一位伟人的胸怀。邓大姐去世后，我不想违背她老人家的嘱托，因此，办理后事时，凡是能办到的事我都是按照她的要求办的，只有这样，我在心里才觉得对得起她老人家。

    作者简介：

    赵炜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长期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担任秘书，现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辽宁省新民县人，1951年参军，1954年转业到国务院机要处，1955年调至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先后任干事、秘书，1965年起任邓颖超的生活秘书。1983年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是第七、第八、第九届政协委员，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理事、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及纪念馆顾问。著有回忆录《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三十七年》等著作。【原标题：邓颖超遗嘱给党中央的一封信 未用工资全部交党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