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时的情况，邓颖超有过这样的记载，其中既有当时的紧迫形势的描述，还有心理活动。她写道：

　　“(周恩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妻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失败了，身染重病的周恩来在聂荣臻、叶挺和杨石魂的护送下，乘一叶小舟飘到香港养病。他的病很重，当他在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时候，他马上就问身边照顾他生活的范桂霞：“你认识不认识邓颖超？”

　　“我当然认识邓姐姐”，范桂霞迅速回答说。范桂霞是中山大学学生，参加过“新学生社”，担任过妇女解放协会执行委员。中山大学斜对面便是广东区委，她经常到那里找邓颖超寻求工作上的帮助和指导。

　　“你知道邓颖超现在在哪里？”周恩来关心地问。

　　“我听说，她已到了上海。”

　　“你没有骗我？”周恩来认真问范桂霞。

　　“我怎么会骗您？”范桂霞摇摇头，认认真真回答。

　　这下周恩来才彻底放心了，他沉沉地睡去了……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开始了在上海的地下斗争和生活。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上海也成了不可久留之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分别于1931年底和1932年4月来到了中央苏区。

　　在苏区，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直接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十万红军不得不西行踏上漫漫长途。没有人知道前方和目的地在哪里？连周恩来这位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委都不知道博古和李德在地图上的红铅笔要指向哪里？

　　转移前，邓颖超正在患肺结核病，想到漫漫长途之中自己会成为部队的拖累，她曾向组织上提出要留下来，最后还是由组织上决定她随军行动。这项是走还是留的决定的影响要到后来才看得清楚，留在苏区进行游击战争的中共高级干部，许多人都在敌人的魔爪之下牺牲了，比如瞿秋白、何叔衡等等。邓颖超顽强地支撑着病体，在休养连的队伍里艰难行进着。而周恩来则随中革军委行动，两人虽同在队伍里，除了在遵义时曾短暂地相聚和有时打个照面之外，平时很难见面。

　　红军长征到毛儿盖，周恩来病倒了。

　　这次周恩来的病势十分险恶，且来势凶猛，连续几天高烧，不能进食，肝区肿大。邓颖超闻讯急急赶来，焦急地守候在丈夫的身边。她俯身看着病势沉重的周恩来，心中万分沉重。医生经检查，周恩来被确诊为阿米巴肝浓疡，急需排脓。但是当时条件无法消毒，不能开刀或穿刺。只好采取用冰块冷敷的办法，控制炎症的发展。

　　邓颖超在周恩来的担架边苦苦守候了三天三夜，终于苍天不负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