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缓解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有重要作用，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政策空间。但是，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水平不仅和体制、政策选择密切相关，而且最终取决于社会生产力水平。

　　以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

　　我国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这种变革带来巨大的发展活力，也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矛盾。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和重组。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分化。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千百年来处于停滞状态的农民生存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变化增加了就业的流动性。加上多年积累起来的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解决，这就使人们感到，现在经济发展了，社会矛盾也比过去突出和复杂。

　　社会矛盾归根到底是利益关系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和政府要兼顾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社会群体的特殊利益。社会矛盾是长期存在的，重要的是通过化解矛盾而推动社会进步，防止局部性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问题、非对抗矛盾演变为对抗性矛盾。这是中国改革和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避免社会大变革所常有的那种剧烈震荡的重要原因。

　　化解社会矛盾和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是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共享不是平均主义，不是劫富济贫，而是使各阶层人民的实际利益都能够随着改革和发展的进展而增加。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社会进一步扩大对于改革和发展的共识，调动全民参与的积极性。当务之急是“雪中送炭”，帮助城乡贫困人口解决生产和生活困难，使之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要关注社会各阶层的状况，要把解决民生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解决民生问题要循序渐进。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要坚持“低水平、广覆盖”，坚持可持续的原则，防止“福利陷阱”，以保护经济发展活力。

　　要把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可否提这么几条原则：第一，要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职能，保障平等竞争环境，以及社会所有成员的基本生活，解决社会领域的公平问题；第二，要合理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分清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领域的责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第三，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可以有差别，但制度建设应追求统一，以利于国家长远发展。

　　许多社会问题，需要从个案处理转向制度性解决。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调查，农民上访40%是由土地征用引发的，26%是由承包地流转引发的，两者合计占农民上访总数的66%；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占73.7%，其中征地占48.1%，承包地流转占25.6%，说明经济发达地区征地问题更突出。土地使用制度关系几亿农民生计，是当前突出的社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解决。

　　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有长远打算。例如，随着老龄化加快、社会保障负担加重和寿命延长，“老年”的界定是否需要有所改变？在老龄化阶段如何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否需要在适当时候延长退休年龄？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邓小平晚年说过：“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以后财富怎样分配，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现在要解决的，就是发展起来以后的社会问题，以及继续发展的问题。

　　我们应该像抓经济发展那样来解决社会问题，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可持续发展

　　现在，全世界都强烈感觉到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影响。中国还是人均收入不高的发展中国家，但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上升，重要性显著增加。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不论是中国对世界，还是世界对中国，都有一个相互调整和适应的问题。

　　当前世界经济处于增长期。国际贸易和投资保持旺盛势头，由新技术革命所催生的产业结构调整继续发展，国际经济领域双边和多边协调增多，增长极呈多元化趋势。各国普遍看好我国巨大市场和发展前景，加强同我国经济合作是大势所趋。这是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

　　在新形势下，要实施更加主动进取的开放战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我国总体上还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低端，要前瞻性地把握比较优势转移的趋势，抓住新技术革命深入发展的有利时机，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今后15年我国仍将面临就业压力，要继续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低成本的优势，同时注重培育新的比较优势。这是新阶段发展的需要，也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出口是为了“创汇”的时期已经过去，对外贸易要实现从偏重数量增长到注重质量提高的转变。国际贸易中一个新的动向，是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改变了国际供应链结构和全球贸易格局，发达国家以所谓消费者权益、劳动标准、生态环境为借口，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给我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增加障碍。我国同某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也在增多。要在摩擦和竞争中趋利避害，实现互利共赢。

　　大量贸易顺差是新问题。要改变“奖出限进”的政策，扩大先进技术与装备进口，促进国内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这是一个大政策。问题是技术壁垒的限制，发达国家严格控制技术转让，最先进技术是买不来的，盲目扩大技术装备进口也会对国内制造业造成损害。在进口石油等重要资源方面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国际竞争。海外投资有助于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扩大我国发展空间，但要注重提高收益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1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不断增加的贸易顺差，高达接近50%的国民储蓄率和10 万亿元人民币的存差，都是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可否说，我国已经开始从长期的资本短缺转向资本相对过剩？这对国内发展格局有重要影响，引进外资政策也需要做相应的调整，改变招商引资中不计成本片面追求数量的做法，注重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使之与新阶段国内发展与改革的目标相衔接。如何利用好国际产业转移的新机遇，实现外资政策和国家的区域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推进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如何从外资普惠政策转向为内外资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如何加强对跨国公司大型并购投资的审查和监督，以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和产业安全？如何在开放条件下处理好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的关系，创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和产品品牌？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来自外部的经济风险随着开放扩大而增加。首先是金融风险，因为金融市场迅速开放，而我们在国际金融领域还是新手，需要注意防范投机资本大规模跨境流动和全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