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实现未来十年乃至二十年的平稳较快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郑新立说，我不赞成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的快速增长期已经结束了，经济增长放缓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根据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预测往往落后于实际，包括一些专门搞预测的人的预测也往往落后于实际。对中国通过改革把潜力释放出来所形成的巨大能量，人们往往估计不足。

    那么怎样通过转变发展方式赢得未来十年到二十年的平稳较快增长呢？郑新立分析说，根据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经验，人均G D P达到17000美元的时候，经济快速增长期才结束。关键是要通过改革把这种增长的潜力释放出来，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十七大就已经提出了产业升级、经济转型以及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然而5年过去了，一些重要领域的发展转变却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好多指标更差了。比如说，发展方式转变首要任务是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扩大消费的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是很明显，从十七大到十八大，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的局面更加恶化，投资率更高，居民消费率却下降了。投资率前两年上升到49%的历史最高点，最终消费率下降到48%的历史最低点。

    为此，十八大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强调要以转变方式为主线，以科学发展为主题。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现在看来关键是要深化改革。现在各个方面改革的呼声都比较高，都说要改革，但是到底怎么改，改革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意见很不一致。所以现在如何凝聚改革共识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应该围绕发展方式的转变来凝聚改革共识。我国前30年的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关键是围绕着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那些旧体制来改革。检验改革是不是正确的唯一标准就是看是不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只有通过改革来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解放生产力，才能实现未来20年的平稳较快发展。

    经济发展方式要向消费驱动型转变

    2010- 2011年这两年我国的投资率上升到49%，最终消费率下降到48%，这种状况全世界独一无二。必须增加消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

    郑新立说，转变发展方式第一个任务，就是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现经济发展由投资出口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过去30年我国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高投入、高消耗来实现的。我国投资的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一倍以上，但是许多的物质消耗都处于世界第一位。

    产能过剩是当前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矛盾。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发达国家市场疲软，削弱了对中国商品的进口能力，更进一步加剧了国内产能过剩的矛盾。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增加消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国居民消费率曾经达到52%，2010-2011年这两年我国的投资率上升到49%，最终消费率下降到48%，投资率高于最终消费率一个百分点，这种状况全世界独一无二。美国的最终消费率最高时超过90%，居民消费最高超过70%。

    此外，产能过剩的问题还要从认识的根源上来解决。这个根源就是，我国过去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其突出的特点就是短缺，需求膨胀，供给不足，所以我国现在对产能过剩矛盾的根源缺乏深刻的认识。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本质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与人民共享，但是实际中老百姓收入的增长跟不上生产扩张的速度，消费能力赶不上生产扩张的速度。这样就出现了严重的全面的产能过剩。前30年的经验教训就是急于求成，用高投资率实现高增长，结果欲速则不达。只有认识到这个根源问题，才能痛下决心对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做一个大幅度的调整。

    现在在我国，在分配方面大部分是由企业来决定职工的工资。那么企业在分配中当然愿意多留点利润，压低工资，这样就造成总体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G D P的增长速度。所以十八大提出了两个同步：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要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居民职工的增长速度要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去年实现了收入增长高于G D P的增长这样一个好现象，但是这种缓慢的小幅度的调整，不足以解决积累多年的矛盾，必须要有大幅度的调整。简单地说就是让老百姓的工资增长快一点，口袋的钱多一点，特别是中低收入者口袋钱多一点，让更多的人买房子，买车，出去旅游，搞文化消费，让自己的子女接受好的教育。

    提升消费还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郑新立说，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是我国国民经济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国务院就发布了鼓励第三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召开了全国加快第三产业的会议。20多年过去了，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局面仍未改变。现在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 D P的比例是43-45%。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只有34%。而全世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平均水平是62%，发展中国家是50%。也就是说我国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