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做客新浪长安讲坛，畅谈“围绕发展方式转变，凝聚改革共识”。他表示从当前经济运行态势来看，今年宏观调控的重点，是能否把去年第四季度出现的经济回升态势继续保持下去。他认为应该把稳增长放在第一位，这是今年面临的主要的矛盾。

　　以下为文字实录：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围绕发展方式转变，凝聚改革共识”。这是当前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从当前经济运行态势来看，今年宏观调控的重点，是能不能把去年第四季度出现的经济回升态势继续保持下去。在去年第四季度之前，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连续七个季度下滑，到去年第三季度已经下降到7.5%以下。去年7月份，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了上半年的经济形势，针对经济下滑的严峻局面，做出了重要的决策，就是把稳增长放在宏观调控的重要位置。下半年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适度松动银根，把一年以前冻结的一些项目(包括高铁项目)重新开工。国家发改委一下子批了十几个城市大约8千亿元的地铁建设规划等等。因此，去年下半年经济开始朝回升的方向转变，到第四季度出现了一个拐点，连续七个季度下滑的局面终于得到抑制。能不能把这种回升的态势继续保持下去，是今年宏观调控面临的最大挑战。今年面临的问题很多，有可能会出现通货膨胀。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2月份CPI上涨3.2%，有的同志担心CPI上来了，会不会收紧银根。在抑制通胀和稳增长这两个目标中间，怎么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是把抑制通胀放在第一位，还是把稳增长放在第一位？我觉得应该把稳增长放在第一位，这是今年面临的主要的矛盾。今年的宏观调控，面临好多“两难”选择，既要适度扩大需求，又要避免通货膨胀；既要适度扩大投资，又要避免走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带动高增长的老路；既要扩大内需，又不能放松扩大出口的努力等等。正确的政策取向，就是要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来解决近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从长远来看，“十八大”提出2020年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双倍增。去年我们的GDP总量已经达到8.2万亿美元，人均GDP已经达到6086美元。如果我们以2012年“十八大”召开为基期，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2022年召开党的“二十大”的时候， GDP总量翻一番，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或者说人均GDP翻一番，人均GDP就可以达到一万两千美元以上了。一万两千美元是什么概念呢？这是世界银行[微博]划定的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分界线。再用十年时间，我国13亿人口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将具有重大意义。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GDP达到一万两千美元，经济总量就有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摘取经济总量的金牌。今后十年将是一个艰难爬坡的十年。根据国际经验和世界银行做的课题研究，许多国家达到三千美元至五千美元比较容易，五千美元再往上跃升到一万两千美元就非常难了，所以他们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有人说中等收入陷阱不存在，实际上是存在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几十个国家都达到了人均GDP四、五千美元，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真正迈上高收入国家台阶的也只有寥寥几个，多数国家在中等收入区间上下徘徊。比如巴西，前年人均GDP已经达到一万两千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了，但是去年巴西的货币贬值，它又退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了。真正能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也就是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四小龙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十年，是我们走出中等收入区间、跨入高收入国家的十年。党的“十八大”选出的新的领导班子，是带领中国人民跨上高收入台阶的领导班子。

　　未来十年，我们可能会遇到同前三十年完全不同的矛盾和问题，必须用新的思路，新的办法来解决。我在国家计委工作了十几年，有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千万不能用老经验、老办法解决新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太快了，体制变化也很快，谁要说自己有经验，用老办法就可以解决新问题，肯定是南辕北辙。当前遇到的新问题必须通过改革，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来解决。另外，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们在社会领域也积累了很多矛盾：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社会稳定也面临一些挑战，这些问题也是过去没有遇到过的。所以，未来十年，能不能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发展目标，用十年的时间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我们将面临着许多挑战。

　　从有利的条件来看，我们实现未来十年乃至二十年的平稳较快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现在社会上似乎出现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的快速增长期已经结束了，已经进入了中速增长阶段了，经济增长放缓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舆论声音很强，好多人都跟着说，我是很不赞成这种观点的，去年我还写了好多文章来反驳这种观点。这些观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都听到过，也跟他们辩论过。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人说中国最合理的增长速度是7%，九十年代还有人说中国最合理的增长速度是7%。到了“十四”大召开的时候，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提出我们应该争取9%左右的速度，好多人都反对。结果呢，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出现了一个高增长、低通胀、高效益的黄金发展十年。进入新世纪(13.26,0.08,0.61%)以后，我们的经济总量大了，好多人讲，再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更难了，但是我们的速度反而更快了。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我们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所以，根据改革开放三十年我的亲身经历，我们的预测包括一些经济家的预测往往落后于实际。对中国通过改革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往往估计不足。目前我们的GDP达到六千美元，还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有各种各样的舆论说我们的劳动力红利没了，改革红利也没有了，加入全球化产业分工的红利也没有了，所以发展的速度应该放缓。尤其是今年春节前后出现了140万平方公里的雾霾，有人提只有降低速度才能把雾霾解决好，我是不赞成这种观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