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情让他异常兴奋。不久前他刚读完沙缪尔森所著的《经济学》，就在这本500多页书的最后一页，他思考了10多年的理论终于有了共鸣者：我们希望有理性的经济思想会代替迷信和误解，在平衡预算的口号失掉了它限制政府支出的作用之后，良好的社会应该用代价和益处的分析来代替它。读到这他几乎跳了起来。

    “花钱比挣钱更有智慧”

        ——专访刘道兴

    刘道兴：也不完全是，咱也不是特别清高的人，毕竟是提拔。不过，选择这个单位跟自己喜欢琢磨一些理论问题、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有关。到这里以后，我很快对社科院工作形成自己的一些认识，省里面给你确定的级别和位置是很高的，是省委省政府的智囊团，是让你站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来思考河南的发展。要担负起这个责任、使命，你应该对个人利益看得淡些，多读书，多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思考问题，始终围绕老百姓的需要思考。因此，这些年我在河南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上思考得很宽泛。

    经济视点报：为什么你对教育问题的研究情有独钟？

　　刘道兴：我是一个农村孩子，我的命运就是因为考上大学，又公费读了研究生改变的。我每次回老家，见到自己曾经的同学，他们的孩子仍然很难上大学。因此，我对自己的人生追求进行思考，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孩子们都接受好的教育？谁不比谁聪明多少，区别就在于他受教育的程度。因此，我的人生就追求这个、研究这个。

　　经济视点报：中国的财政收入已达到了6万亿元，为什么你还坚持主张政府举债兴教？

　　刘道兴：一个国家财政收入大的时候，需要财政投入的领域就越多。比如三农发展需要钱，城乡协调需要钱，遇到自然灾害需要钱，等等。因此，寄希望于财政大规模投入教育不可靠。况且国家有20万亿的钱放在银行里，为什么不用呢？我就主张中国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每年拿出几百亿美元，用于购买世界上最先进的教学科研器材和设备，武装中国的学校。要提高教育质量，就要把最先进的仪器买回来武装学校，尤其是金融危机的时候，这是最合算的。一个民族要精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家庭、一个个人一样，花钱要比挣钱更有智慧。在中国这一片土地上，现在总的情况是，一边是蓄满了水的大水库，另一边是一片干裂的土地。金融部门就是那个大水库，教育领域就是那干裂的土地。我的使命就是在大水库和干涸的土地之间架起一根管子，我研究的就是这个学问。

　　经济视点报：政府举债会不会引发其他问题？比如说，前几年某些高校因资不抵债几乎破产。

　　刘道兴：学校是国家和民族高质量的资本，归国家所有，而建学校的经费由学校承担，这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我提出，谁所有谁投资，谁所有谁举债，政府应成为向银行举债的主体，只有这样才能让学校从债务重压下解脱出来，轻装办学，提高教育质量。目前，政府应把学校的债务普查清楚，只要是合理的债务，就应从学校移交到政府，至少应先由财政出钱为学校建校债务贴息。

　　经济视点报：根据你的调研，有成功的先例吗？

　　刘道兴：从负债这个角度讲，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时候，需要政府用举债的办法把公众积累转化为公益事业、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日本，现代化程度很高，政府负债率已达到了国债债务依存度的160%。再比如美国，是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它的国债债务依存度目前已达到了80%多，而我们国家仅为20%多。所以，我在给国家和有关部门的建议中提出，假如把全国的学校全部高质量、高标准建设好，需要3万亿~5万亿贷款性投资，我国因此把债务依存度提高10个百分点也是值得的。关键是这个债务对于民族而言并不是债务，因为我们的钱实实在在地放在银行里，现在国家把它盘活，建成学校，让我们的孩子都能在牢固的学校里受教育，这是最合算的事情。

　　反过来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盘不活的时滞储蓄，对应的是实体经济生产能力的限制。目前我国既有钱，又有钢材、水泥、劳动力等各种资源，缺的就是这种举债兴教的理念以及政府把银行的钱拿出来，把各种生产资料整合起来，把劳动力调动起来建设高质量学校的决心。

　　经济视点报：既然财政投资教育不可靠，为什么不大力发展民营教育？

　　刘道兴：从道理上讲应该这样。现在国家对民营学校总体上是支持的，但我们国家已形成了比较大的国立教育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下私人想办大教育比较困难。比如说，目前的中小学实行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民办教育就很难发展。大中专院校国家规定收费也相对较低，这样私立学校的生存空间也非常小。因此，我们不能坐等民营教育发展起来。教育的突出特征是，孩子们上学耽误一年或许就是耽误了一辈子。有些事情看准时机要赶快做，不能再争论，不能再拖。其实我的主张仍然是财政投资办教育，只不过投资思路要拓宽，思想要解放，要突破传统的追求财政收支平衡的框框。

　　经济视点报：为什么有人称你为“现代武训”？

　　刘道兴：这是我在一所大学讲课后该校一位领导给我“封”的。清代的武训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靠乞讨集资兴建义学，被称为“千古奇丐”。而他认为我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用自己创造的宏观金融学理论，探讨金融、学校和政府关系，证明我们完全可以用政府举债的办法，每年盘活3000亿~5000亿元投向教育基本建设，坚持10~15年，可把中国的教育发展成为世界规模最大、质量较高的教育，这也算是借钱办学的一种大思路吧。

　　经济视点报：你怎样看待这次金融危机？

　　刘道兴：我认为看待这场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不能单纯从经济的角度去思考，还要从社会、政治、文化，甚至世界大的格局上观察。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迷信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已不需要过问、管理、干预经济特别是金融。他们形成了一种傲慢文化，因而不再慎重对待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过度发展虚拟经济，滥用金融创新，引发金融危机是必然的。

  但反观我们国家，我们的问题恰恰是金融创新不够。这么多的储蓄，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应该怎么办？这就又回到了我所思考的问题上。我们经济越发展，经济这条腿越长，越要加快社会事业发展。而社会事业要发展，真正有效解决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就业难这些问题，就要创新金融体制和国债发行机制，把全社会积累的财富引导一部分用于公共事业基本建设投资，把社会发展这一条腿拉长。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需要突破，我们的政府需要推进金融创新、推进社会事业发展模式创新，尤其是要推进宏观经济理论的突破和创新。【原标题：河南25位经济学人——刘道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