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林县人。我出生在河南原汲县狮豹头乡罗圈村,3岁丧父,15岁参加革命,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7岁当区长,带着武工队打日本鬼子,始终战斗在铁道线上,打过很多仗。全国解放后,我到汤阴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又去剿匪。1953年秋天,林县县委书记病了,地委派我带工作组去林县工作。林县那地方太穷了,许多人不愿意去,好不容易熬到革命胜利了,谁不想过点好日子?我去,服从党的指挥嘛,共产党员要为人民服务,那儿艰苦,就更是需要我们共产党员嘛。可是等我去了一看啊,实际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困难多少倍。当地干部把我们安排在县委招待所,所谓招待所,就是空屋子的地上铺了麦秸。我不在办公室里坐着,我的习惯就是常年下乡住在群众的家里,老百姓的家,战争时期住得,革命胜利了为啥就住不了?有的村子,我挨家去住,看到的全是最真实的情况。那里的群众可是太苦了,就是因为缺水,打不上粮食吃不饱肚子不说,还普遍患有皮肤病、大脖子病和食道癌等多种地方病。好多地区穷得本村的姑娘往外跑,外面的姑娘不进来,最后都快断子绝孙了,以后都没给自己养老的人了,政府不得不想办法从无锡的儿童福利院里调来400多个孤儿分配给各个人家。当时看到这情况,我心里难过呀,战争时期艰难不?咋这地方———一年要吃半年糠———还不如我打仗的时候吃得好呢?我们共产党过去动员群众闹革命时总说:“等革命胜利了,日子就好了。”可是胜利了之后,这里的群众还是穷啊。1954年4月,我26岁那年被任命为林县县委书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当时就下了决心,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非得把林县贫穷落后的面貌给它改变了不可!(杨老说到这儿时动了感情,语气沉重,话音越来越大。)

　　记者:我有一事不明,红旗渠1960年2月开工,一干多少年,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中国最为困难的时期,全国闹粮荒,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腰带饿肚皮,林县那么穷,为什么还能拿出10万人来,还能有那么大的劲头儿,连续数年修建一条悬在高山的水渠?

　　杨贵:这是林县的“秘密”。你年轻,不知当时的背景,1958年河南虚夸风、瞎指挥风比较严重,有些干部报假数字,夸大自己的工作成绩,以求得到上级的嘉奖,有的怕受批判,怕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所以就虚报产量。有的县实际亩产500斤,他报1000斤,结果国家购去500斤,留给群众的500斤是空数,所以就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林县亩产小麦114斤,我如实报了,领导就批评我。不管你是怎样批,我的数字就是114斤。领导让我加上水分,我说加上10%的水分也不过125斤。地方专员批评说:“你们林县每天睡觉也不能产量收的这么少,你们右倾思想严重。”我知道虚报产量会受到表扬,可我不能那样干啊。我当时就跟县委的同志们说,如因情况所逼,说点过头儿的话,咱不追究。但凡是涉及群众利益的事,谁也不能信口胡说,我们绝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到头来让群众吃亏。我们林县的群众够苦的了,他们的粮食是用汗水浇出来的,我们共产党员不能拿群众的血汗去给自己邀功请赏,不能拿群众的利益当升官的台阶。结果呢?有些县的粮食因领导的虚夸被征走了,林县除安排好群众的口粮,各生产队还留有储备粮。1960年全国闹粮荒,林县和全国一样,当然也困难,但是就因前几年县委敢于说实话,政府得以积累了3000多万斤储备粮。所以三年自然灾害中,我们林县没有饿死一个人,还敢在最困难的时期,像发动一场战争那样,面对着数十公里的穷山恶岭全面开战。

　　记者:我在展览上看到“红旗渠精神”的“定义”是“敢想敢干,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可看过展览,我觉得“红旗渠精神”还有更深的主题。例如展览中所展示的党和人民群众的那种血肉联系、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劲,就让我激动不已。

　　杨贵:你说得太对了。我们原先完整的说法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敢想敢干,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原本是我们总结出来的修渠经验,不想中央领导去了一看,说:“好,这就是你们的精神,是红旗渠精神。”由此就这样叫开了。我认为,“敢想敢干,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4句话是对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前面的两句话,那就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特别是“为了人民”,堪称是整个“红旗渠精神”的灵魂。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你必须要在自己内心的深处,完全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人民才会跟着领导去艰苦奋斗地干,否则,你往往是无法坚持下去的。为啥哩?因为你有时面对的不仅是自然困难,还会有领导的不理解,甚至是反对,还会有少数人的阴谋陷害和攻击,假如你心里装的不是人民,想的不是要解救群众于水火之中,你还坚持得了吗?有些干部,干工作光看领导的脸色去干,领导说不行,他就不会再干了。这哪行?领导有时也是不太了解情况的,你得敢于去为群众说话啊。当年修红旗渠,我要是不敢坚持,也修不成红旗渠,因为地委一位副书记就公开地反对我,县里个别人反对修建红旗渠,把匿名信寄到中央,说“红旗渠是假的”,说我“不顾群众的死活”。而基层干部中也有一些害怕吃苦的干部反对我,说我不是林县人,不是在为林县着想,所干的事情是“挑着干粮屙远屎,屙下的屎都肥不了咱林县的田”(注:红旗渠总干渠是在山西境内)。结果闹得省委、中央都派人去调查,差点撤了我的职。所以说,想为人民服务的事也难啊,你必须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把个人的杂念抛光,你才能真正地做到为人民服务。

　　记者:可是有人认为时代不同了,作为40年前的一个工程,红旗渠的故事过时了,您对这点怎么看?再有,您认为“红旗渠精神展”的展出,对当今社会,特别是对正在进行中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具有什么意义?

　　杨贵:你说的这种想法确实存在。但是我要说的是,某些党员干部,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思想,就认为没有必要再像过去那样艰苦奋斗了,应该享受了,于是出门要坐豪华轿车,工作要有豪华的办公大楼,而且还要大吃大喝,生活腐败,有的还要大搞形象工程,不考虑怎样用这些钱去为群众解决疾苦,其结果是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对此我实在是看不惯,譬如某些县乡干部一辆好车30多万元,坐上一两年说换就换,那30万元如果用在建设项目和科学研究上,人民该多欢迎呀!想当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常年深入到基层,和群众同吃同住,对群众的疾苦了解得一清二楚,群众也把你共产党当作贴心人,你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哪怕是豁出了性命都行。如今我发现,能够深入到基层的干部太少了,有些领导也到大田或是村里转转,但是前呼后拥地跟着一大帮,老百姓谁敢跟他接近?所以说,艰苦奋斗的思想永远也不能丢。

　　至于“红旗渠精神展”对当今社会的教育意义,我想它的内涵应当是多层次的。例如她呼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把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把艰苦创业与依靠科技进步结合起来,能使我国更快地走向繁荣和富强。道理很简单,观众们会看到,我们在那么贫困的时候,都能干出那么伟大的工程,如果今天还能像过去那样,在经济建设中把一个钱当作三个钱那样花,肯定能取得更大的成果。但是我认为,“红旗渠精神展”对社会的最大意义,就是让广大的党员干部们,再次看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当如何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而不能是总想着个人职务的升迁。我非常拥护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和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活动,对某些党员干部,确实到了需要给他们敲响警钟的时候了。中央在这个时候向全国推出“红旗渠精神展”,对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来说是个很好的举措。红旗渠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水利工程,它已升华为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民族精神,升华为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一座丰碑。

　　记者:红旗渠现在怎样?您还经常回去吗?

　　杨贵:红旗渠直到现在仍然是林县经济的生命线,它的质量非常好。当初修渠时,各村各队承包一段工程,石头上都刻了名字,说好了谁要是偷懒就是历史的罪人,所以直到现在仍很坚固,仍在继续造福于人民。40年来,红旗渠不仅解决了林县吃水和浇地的困难,还解决了排涝的问题。过去大雨一下,水从山上冲到底,带走大量泥沙,山上保不住土,永远都是光秃秃的看不到绿色。如今红旗渠半山腰拦腰一截,把冲下来的雨水截住并给输入到水库。水土保住了,你再看那群山,满眼的绿色,成了风景区。据说林县搞红色旅游,最多时一天光门票的收入就达六七万元。红旗渠给林县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近几年我常去林县参加一些活动,每次去都有很深的感受。去年林县马家岩水库开工典礼,几千人聚会在那里。临走时我又被群众给紧紧地围住了,不让走啊,多数都是年轻人,我不认识,许多妇女往我口袋里塞东西,我拨着她们的手说,你们干什么?我不要啊。有的还问我:“你缺钱呗?我们的日子好了,给你一些钱花吧。”我说我在北京生活得挺好,什么也不缺。县委的同志在会场外面等半天不见我的影儿,只好回到人海里把我给拉出来。出来后我一看,我的衣兜里塞满了鞋垫,数数共10双,千针万线啊,纳得很结实,每双鞋垫上绣有一行红字:“祝你一路平安”,“愿你一生幸福”。我看了心里那个热啊,同时也感到惭愧,后悔当初没能留在那里多为他们工作几年…… 作者： 李雅民【原标题：杨贵：红旗渠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