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福建泉州的“韩琦出生地”石碑

韩琦墓地考古现场

    北宋九帝，历时160余年，历任宰相很多，但相三朝（仁宗、英宗、神宗）顾二帝（英宗、神宗）为相者，唯韩琦一人；论北宋名人、贤臣，今人多言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而宋人则以韩琦为首。

    韩琦，字稚圭，原籍河南省安阳县水冶镇向阳村。这向阳村旧称铁佛寺村，古称韩家庄。该村西200米处，今尚有一座宋碑——韩琦父亲“宋故魏国韩公（韩国华）神道碑”在焉。因年代久远，该碑面石痂纵横，酷似苍劲的梅枝，石斑点点，又如盛开的梅花，故当地百姓称它为“梅花碑”。

    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韩琦出生在福建泉州韩国华泉州知州任上。

    宋代，继唐之后实行科考取士，但实行了多项改革：一是状元要钦点，中了进士就成了天子门生；二是试卷要密封；三是考试内容也不再老是诗词歌赋，时文政论成了取士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就成全了韩琦。天圣五年（1027年），刚满20岁的韩琦参加科考，得中三甲第二名，也就是俗话说的“榜眼”，顺利进入天圣进士“集团”，后来成为天圣进士“集团”之首领。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韩琦任左司谏，上书仁宗，在一天之内罢免四位平庸无为的宰相。《宋史·韩琦传》记载：“……时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副宰相）韩亿、石中立，在中书罕所建明，琦连疏其过，四人同日罢。又请停内降（皇太后降诏——抑制有人通过皇太后获取官职）……前后七十余疏。王曾为相，谓之曰：‘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这段话给予韩琦十分恰当的评价。

    宝元元年（1038年），西夏李元昊称帝建国，国号大夏，对宋不再称臣，并兴兵侵扰边境。康定元年（1040年），夏竦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韩琦副之。韩力荐知越州（绍兴），大他19岁的范仲淹改知陕西永兴军，与他共同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共同经略西北，指挥西北战场。

    当时西北边境上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说明“韩范”在西北宋夏战争中的威慑作用。今人谈论宋代名臣，多提及范仲淹，而不知韩琦，殊不知宋人则言“韩范”，是把韩琦排列在范仲淹前面的，韩琦是范仲淹的伯乐。

    庆历三年（1043年），宋夏双方再启和议，最后达成协议：西夏元昊取消帝号，向宋称臣；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岁给绢帛、银、茶；开启边境口岸，恢复民间贸易往来。韩琦、范仲淹、狄青班师还朝，韩琦拜相，范仲淹拜枢密副使、进参知政事（副宰相），欧阳修、蔡襄为谏官。仁宗责成和期望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于是有了“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的中心思想是淘汰不称职的官员，对于只当官不干事的庸官，一律要罢去。这就触犯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庆历五年（1045年），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以韩、范结为朋党为由进行弹劾，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相继被贬出京。

    新政的废止，也许是仁宗皇帝的一时兴起，也许是不便驳夏竦老臣的面子，但时过不久，韩琦、富弼、欧阳修、蔡襄就又回到了京城。经过调整，在韩琦的主导下“新政”继续进行。欧阳修还写了一篇著名的《朋党论》流传后世。他对韩、范结朋，说是“君子有朋”——“君子之真朋”；而“小人无朋”或曰“小人伪朋”……读起来虽很解气，但也给反对派以口实，增加了新政的阻力，最终导致新政的再次搁浅。范仲淹外放，韩琦自请“补外”，去了定州。

    韩琦人是到了定州，心却还在朝廷。他将定州一废亭重建为阅古堂，择古贤守良将凡六十例，绘之堂壁，发誓“古人能之，予反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至者耶！”结果五年里，他将这个边陲（宋辽边界）重镇治理得政通人和，以致附近数州百姓赴京击“登闻鼓”，请朝廷为韩琦立生祠。富弼、范仲淹闻之，作诗以记之，对韩琦寄予无限期许。

    按照宋朝的规矩，官员在地方任职，只能干一届3年，而韩琦在定州干了两届6年，仁宗方将他移知并州。并州地处辽与西夏之间，依然是北宋之战略重地。就此可见仁宗对韩琦依托之重。不过这时韩琦已积劳成疾，身体十分虚弱，仁宗派御医齐士明前往为其诊治，认为韩琦系劳累过度所致，且并州地方太寒，建议他移地疗养。韩琦接受齐士明之建议向皇上请求回故乡安阳。按宋朝旧例，官员禁在本乡任职，可是仁宗又一次破例，答应韩琦改知相州。

    相州，就是今天的安阳，地处中原，气候温和，韩琦的身体在这里终于得到了恢复。他将衙署后园扩改后，借“时康与民同乐”之意命名为“康乐园”，园中一堂，则题名为“昼锦堂”，位于今安阳老城区东南营街处。

    韩琦建了昼锦堂，请欧阳修作文以记之，欧阳修写了《相州昼锦堂记》：“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于是乎书。”

    宋人赞誉《相州昼锦堂记》为“天下文章，莫大乎是”。韩琦又请蔡襄书写以便立碑。蔡襄为慎重，不使一字有失，将全文每字一纸书写多多，择其中优而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而后刻之，故“相州昼锦堂记碑”又谓之“百衲碑”，被宋人誉为“本朝第一”。

    《相州昼锦堂记》及“相州昼锦堂记碑”因欧阳修之文章好、蔡襄之字好，更由于韩琦人品之好而名传后世。

    至和二年（1055年），仁宗任富弼与文彦博为中书门下平章事（行政长官），任韩琦为枢密使（军事长官），韩琦辞而不就。次年，也就是嘉祐元年（1056年），仁宗再诏，韩琦自相州还朝，嘉祐三年拜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