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科学精神，主张建立平民国家，实行地方自治，追求民主政治，争取国民权利，要求结社自由、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并提出要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不自由毋宁死”。鲁迅在《河南》第五期上发表的《科学史教篇》一文，主张用“科学”涤荡愚昧，培养“灵性明，个性张”的新国民。这些思想特征，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

　　如黄顺力、李卫华两位先生所论，以个性解放为基调的五四精神，在《河南》也已有所显现。鲁迅1908年在《河南》第七期上发表《文化偏至论》，提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以及“自觉至，个性张”的思想。著名文学评论家舒芜曾认为，“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乃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最高峰，不仅非当时的权威梁启超、严复所可及，也超越了后来五四时期的主将陈独秀、胡适”。《河南》在近代启蒙思想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

　　发现鲁迅，不能不说是《河南》的一大贡献。

　　学者张绛曾撰文介绍，1907年，27岁的鲁迅正在东京，他原本打算与许寿裳等人创办文艺刊物《新生》，由于经费困难，未能实现。不久《河南》创刊，通过周作人与鲁迅取得联系，于是鲁迅、周作人、许寿裳等都成为《河南》的撰稿人。鲁迅以“令飞”、“迅行”等笔名，先后发表《人间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裴彖飞诗论》、《破恶声论》等文章，集中展现了他早期主要思想成果。

　　张宝明认为，鲁迅对《河南》很重要，《河南》对鲁迅同样也很重要。鲁迅后来在《坟·题记》中谈道：“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正是《河南》的约稿，使鲁迅更多地读书、思考、积累，并用文字把自己的思想系统地整理出来。“前期的这些作品，奠定了鲁迅作为启蒙文学家的方向。”张教授说，“这段经历，是他成为鲁迅的一个重要理由”。

　　《河南》仅出版了十期，其犀利的革命言论，为清政府所难容，日本警察厅受清廷驻日使馆请求，勒令其停办。张钟端也因此被停止官费，刘青霞得知后，当即汇款，助他完成学业。

　　尽管如此，在辛亥革命前夕创刊的《河南》，仍对清末民主革命兴起与河南社会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冯自由曾高度评价革命宣传之重要：“中华民国之创造，归功于辛亥前革命党之实行及宣传之二大工作。而文字宣传之工作，尤较军事实行之工作为有力而普遍。蒋观云（智由）诗云，‘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诚至言也。”20世纪初期的河南，风气闭塞，民众思想落后于形势。《河南》的问世，极大改变了这种局面，如时人所论，对河南思想的启蒙与革命思想的开发，“此杂志之力多焉”，“河南之革命思想，自是激荡，且由言论时期，进至实行阶段”。□首席记者姚伟实习生孙灿文图【原标题：“‘一品诰命’的革命路”系列5 《河南》让河南走向时代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