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英女学仅存的教室 翻拍于中华资料图片

　　在日本游历的半年，刘青霞与众多河南籍学子来往密切，与唐群英、朱珍吾等女杰时相畅谈，并结识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同盟会领袖，与这些“出类拔萃之士”的来往，令她“引为同志欢若平生”。

　　作为革命党中的“有钱人”，刘青霞竭尽所能襄助革命，也因此点燃心中的激情。这是一个彼此受益的过程，她捐助《河南》，《河南》为她带来了思想的源泉；她帮助燕斌，燕斌也让她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女性教育的重要，女性才智解放的重要。可以说，在那一时刻，她与那些留日学生、与革命事业、与勃兴的新思潮，已不知不觉融为一体。

　　1908年正月，刘青霞从日本回到国内，决心践行自己的新思想。当时河南人文气候还很闭塞僵化，与春潮涌动的留学生群体相比，中原依旧是冰封大地。面对巨大的落差，刘青霞的锐气并未受挫，她愿开风气之先，愿为后来者融冰化霜。

　　回国后，刘青霞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尉氏创办“华英女学”，这是河南第一所私立女子学校。在当时一般舆论看来，让女孩子出外上学有伤风化，创办女学是离经叛道。在如此僵化滞重的氛围中办女学，社会舆论压力重重。刘青霞决然前行，选址、建房、招生，“华英女学”顺利开课。两年后，该校“颇著成效”，刘青霞又出资在该校附设女子师范一班，以培养女子教育师资。

　　这期间，通过“大河书社”，刘青霞一直与革命党人保持联系。张钟端回国时，即在刘青霞安排下，先到时任湖北按察使的马吉樟幕下，以合法身份进行活动。武昌起义后，张钟端潜回河南，预谋组织开封起义，其所需经费也由刘青霞捐助。

　　开办“大河书社”、资助革命起义，都是在清政府眼皮底下，有极大的风险，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但这位“一品诰命”毫不畏惧，甘与革命党人共进共退，生死相随。

　　刘青霞的伟大，不在于言辞慷慨华丽，而在于行动果决坚韧。

　　期盼“自由花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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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逢周末，尉氏县实验小学院内安宁静谧，与平时百鸟投林般的热闹大为异趣。

　　这里原是刘青霞家的南花园，1908年，她创办的华英女学，就坐落在这个院子里。如今华英女学的校舍大多无存，只留下一座老教室，如孑然一身的老人，孤独地回望百年岁月。

　　1908年正月，刘青霞从日本归国，旋即谋划筹办“华英女学”。当时女子师资紧张，刘青霞在日本时，已先期聘请日本女教师高山爱子、湖北留学生朱珍吾前来任教，随后又在苏州、无锡各聘女教师一人，就当时来说，这样的教师阵容已足称豪华。

　　剩下的事就是建房和招生。当时已废止科举两三年，各县都有了新式学堂，对于女学堂，清政府大小官员也已较为开明、支持，但一般大众仍有很强的敌视心理。尉氏文史研究者于中华讲的一个细节，看似无赖故事，却隐隐透着那个时代的敌意：华英女学房屋建好，门窗未安，一间教室正中间，有人屙了泡屎。刘青霞查看工期时，正好看见，大怒，让把那间房扒了重盖。管事儿的说让人清理了，再把地砖换了，也就干净了。但刘青霞怒气难消，一定让扒掉重盖。

　　现在看来，刘青霞的反应有些过激。当时环境的压力我们已无法感知，或许是在一系列的郁闷之后，她心理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又或许她把女子学堂看得十分崇高，不允许任何人玷污、轻辱，因此用过激的行动，来迎击因循在旧传统中的人们的挑战。

　　华英女学的学生不但免学费，还免费供给衣物、伙食和书籍、文具。即便如此，招生仍很困难，本地人送女儿入学的很少，刘青霞不得不面向全省招生，最终招到50名学生，大多来自河南各地开明家庭，如新蔡任芝铭的二女儿、后来在延安以“妈妈同志”闻名的任锐，此时就入尉氏华英女学就读。

　　进入华英女学后，刘青霞首先要求学生放足。但在那种大环境中，为免授人话柄，学校严格限制学生与男性接触，吃饭时，也不能与男伙夫照面，伙房墙上嵌一个转桶，伙夫盛好饭菜，放在转桶上，转过去，学生再取用。

　　学校课程有国文、算术、史地、修身等，同时还学习编织、刺绣、植桑养蚕。学校课程设置合理，教学效果良好。天津《民约报》曾刊文赞誉该校：“其内容规约严肃，学科认真，其目的在为我豫省开通风气，推广女学，使我女同胞各有自立之能力……”

　　为进一步开拓风气，推动女子教育，刘青霞又创设女子师范，附设于华英女学，招生40名，学制两年。

　　刘青霞对华英女学非常看重，经常到学校看望师生，还为学生画了一幅“群芳图”，并题诗其上：“莫怜旧时花枝败，但求自由花常开。劝君不辞劳素手，育得群芳天下栽。”

　　对这所倾注大量心血的学校，刘青霞无疑寄有厚望。

　　悲情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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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青霞办女校的三年多，一直通过大河书社与同盟会河南支部保持联系。这期间，国内革命起义此起彼伏，但都没成大气候，在希望与失望的交相煎熬中，时光指向了1911年。

　　对于刘青霞而言，1911是悲喜交集、备受煎熬的一年。

　　这年夏天，张钟端从日本回国，其时刘青霞二哥马吉樟担任湖北按察使，刘即保举他进入按察使官衙任职。有了这个身份，张钟端来往于湖北、江苏、上海，暗中营救了不少革命党人。

　　武昌起义炮声一响，各省纷纷响应，河南地方也有一些武装起义，但省城开封尚无动静，颇受南方各省指责。张钟端接受指派，前往开封策动起义。当时开封同盟会员王庚先、周维屏等已在秘密组织，联络了一些学生、新军和警察。张钟端回来后，被推举为“河南革命军总司令”。刘青霞没有直接参与起义准备，但她为起义军捐了1600大洋，并“满拟竭力多捐”，却因起义失败被迫终止。

　　开封起义失败，与其说是被清政府镇压，不如说是被袁世凯镇压的。其时，袁世凯已复出，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大权在握，正要谋取最大的利益。对于袁世凯来说，河南不仅是老家，更是北京的门户，河南如果被革命党占领，南北均衡的格局就将被打破。因此，袁世凯刻意加强对河南的控制。

　　河南原来的巡抚是满人贵族宝棻，面对起义烽火遍全国的格局，他内心早已崩溃，时刻准备像湖广总督瑞澂一样，一闻炮声先行逃遁。巡抚如此，开封官场也是人心惶惶，巡防营统领柴得贵急于另寻出路，派手下总稽查张光顺等联络革命党人，表示“愿为黎元洪之续”，并以歃血为盟的方式，换取了同盟会协统张照发的信任。因此，开封起义的组织者信心满满，十分乐观。

　　恰在这时，袁世凯派亲信齐耀琳取代宝棻，出任河南巡抚，对政局的控制瞬间强化。柴得贵意识到了袁世凯的力量，见风转舵，出卖了革命党。

　　1911年12月22日晚，张钟端在河南优级师范学校召集会议，决定于次日凌晨两点举事。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