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侂胄是北宋名相韩琦的曾孙，母亲是高宗吴皇后的妹妹，他又是宁宗韩皇后的族祖父，因拥立宁宗有功，又是皇亲国戚，便青云直上，官至少师、平原郡王、平章军国事，位在丞相之上。他掌国期间，贬朱熹，斥理学，兴“庆元党禁”，专权跋扈，是人生的败笔；但他力排众议，恢复失地，兴兵抗金，却是值得肯定的壮举。因所用非人，北伐失败，他也成了千古罪人，受到后世道学家的唾骂，不但丢了性命，首级被送往金国，而且元人修《宋史》时，把他和秦桧、贾似道一起列入《奸臣传》，真是个弥天冤案。周密的《齐东野语》认为，“事有一时传讹，而人竟信之者，阅古（韩侂胄）之败，众恶皆归焉。”罗大经的《鹤林玉露》更是忿忿然为韩侂胄鸣不平：“开禧之举，韩侂胄无谋浪战，固有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璧如人家子孙，其祖父为人所杀，其田宅为人所吞，有一狂仆佐之复仇，谋疏计浅，迄不能遂，乃归罪此仆，送之仇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金人就颇佩服韩侂胄的气节：“韩侂胄函首才至虏界，虏之台谏文章言侂胄忠于其国，缪于其身，封为忠缪侯。”（《贵耳集》）金人比南宋君臣高明得多。

　　《宋史·杨万里传》云，韩侂胄权势正盛之时，“欲网罗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尝筑南园，属万里为之记，许以掖垣（中书省官员）。万里曰：‘官可弃，记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这个“他人”就是陆游。于是朝野间多褒杨而贬陆，说杨万里铁骨铮铮，不阿附权贵，而陆游则成了奴颜卑膝，趋炎附势之徒。杨万里厌恶韩侂胄“专僭日益甚”，不肯写记自在情理之中。陆游也并不完全赞同韩侂胄的做法，被列为“庆元党禁”中的朱熹在庆元六年（1200年）殁后，76岁的陆游还写文遥祭：“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饗。”一片挚情，跃然纸上。当时“庆元党禁”尚未解除，朱熹还是待罪之身，陆游写此文是要有一些胆量的。他之所以答应为韩侂胄写记，则是赞赏他揽辔澄清中原的态度，只要能矢志抗金，其他问题便无须苛求了。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因而做法也不同，无须评判孰优孰劣。陆游把重整山河的希望都寄托到了韩侂胄身上，称赞他“神皇外孙风骨殊，凛凛英姿不容画……身际风云手扶日，异姓真王功第一。”他自己依然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壮士吟》一诗中说：“不如为国戍万里，大寒破肉风卷沙。”完全是因为抗金，才使陆游和韩侂胄走到了一起。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说韩侂胄为让陆游写《南园记》，命他宠爱的四夫人擘阮琴起舞。其实陆游当时并不在朝中，他在《记》中说：“游老病谢事，居山阴（浙江绍兴）泽中，公（韩侂胄）以手书来曰：子为我作《南园记》。”既蛰居山阴，何来四夫人起舞之事？叶绍翁完全是无知妄说。

　　再看《南园记》、《阅古泉记》的内容，并无阿谀奉承之辞。《南园记》在叙述了韩侂胄的曾祖父韩琦的功业后，笔锋一转说：“或曰：‘上方倚公如济大川之舟，公虽欲遂其志，其可得哉！’是不然。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处，知公之勋业而不知公之志，此南园之所以不可无述。”非常明确地指出，天子只知倚韩侂胄为干城，而不知他的处境；只知道他事业上如日中天，而不知道他胸怀恢复中原之志。这分明是在勉励韩侂胄继承祖先勋业，勿忘抗金中兴。这就是他写《南园记》的初衷。而《阅古泉记》除了记述那里烟岚雨壑、野树平芜外，更无一字吹捧，宋人的笔记小说对此皆有切中肯綮的评价。《宋人轶事汇编》云：“韩平原南园成，遂以记属之陆务观，辞不获，遂以其‘归耕’、‘退休’二亭名，以警其满溢勇退之意。韩不能用其语，遂败。”《齐东野语》说：“昔陆务观作《南园记》于平原极盛之时，当时勉之以仰畏退休。”《鹤林玉露》云：“《南园记》唯勉以忠献之事业，无谀辞。”元人修《宋史》时，对这些记载视而不见，一笔抹煞，作出了“见讥清议”的评论，这完全是不实之辞，不可凭信。

　　当然，宋人笔记小说也有疏漏之处，如《宋人轶事汇编》说，陆游因写《南园记》，“以此得罪，落次对致仕。”事实是在此之前陆游已挂冠归隐，不是因为写《记》丢官。《鹤林玉露》载杨万里因陆游写《南园记》而贻诗相讥，其中有“道是樊川轻薄杀，犹将万户比千诗”的句子，说他为文轻薄。据考证，杨诗写于绍熙五年（1194年），《南园记》写于庆元五年（1199年），二者毫不相干。总之，韩侂胄抗金无罪，陆游写《南园记》也不是污点，应该为他们洗刷不白之冤。作者:任崇岳【原标题：陆游与韩侂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