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昌临危受命

　　张邦昌生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永静军东光（河北东光市）人。宣和元年（1119）任尚书右丞，转左丞及中书侍郎。靖康元年（1126），张邦昌“拜太宰”，居相位。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金军攻进汴京城，张邦昌与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曾一起落为金军人质。靖康二年二月初，金军副都元帅完颜宗翰与金太祖次子完颜宗望废掉徽、钦二帝皇号，将其扣押于汴京城郊的青城，灭亡了北宋王朝。

　　金廷能用武力灭北宋，却无力直接统辖新占领的宋领地。完颜宗翰、完颜宗望在金兵北退之前，也必须确定由何人经治黄河以南。宋尚书员外郎宋齐愈出于怀仇泄恨，手书“张邦昌”在宋官员中传看，要张邦昌喝下“僭逆”苦酒。宋留守司即于二月十一日召集众官员讨论，同意以张邦昌“旧任宰相，姑举之，以塞命”，取得“勉强应命”，可保“一城（汴京）生灵”不遭金兵“屠戮”的共识。

　　二月十三日，金军发出公告：敢于重提立赵氏为帝，按军法治罪。至三月一日，宗翰、宗望发下一道死令：“三日不伏推戴（张邦昌），先戮大臣，次尽杀军民百官。”

　　宋官员、僧道、百姓、军人、耆老等再三推戴张邦昌，张邦昌哀叹“邦昌以九族保此一城人”。足证张邦昌是为保全汴京城官兵免遭金兵屠杀，极其无奈地认领“僭逆”的冤差。

　　三月七日，张邦昌在50名金军骑兵护卫下，领受金太宗皇帝的册命：“张邦昌即皇帝位，国号大楚。”几个甘心投靠金军的宋官员，则充当了大楚官员。

　　尤为难得的是，张邦昌不以大楚皇帝名号称尊，只有一次使用，即向宗翰、宗望二将求免金军最后一次收括金银，终得允诺，回书：“自来所取金帛，皆系犒赏军兵之所急用，虽不能足数，亦且期大半，今楚肇造，本固则安，虑因根括之急，重困斯民，已议捐止。”

　　三月二十八日，金军押解徽、钦二帝及众多官员、后妃北退，张邦昌率官员至汴京南薰门，恸哭遥送“二圣”去金地五国城。金兵退出汴京城，他主动离弃大楚帝号，想方设法向赵氏宗室移送宋廷皇位。

　　张邦昌派宋官员蒋师愈、蔡琳，向康王赵构呈送“舆服御物”，致书“社稷不毁，庙主如故，祖宗神御皆幸存全”，深表等待康王继承宋廷国祚之意。四月九日，张邦昌再遣派谢克家向康王送上御玺“大宋受命之宝”。四月二十五日，退位的张邦昌向康王呈送神宗戴过的道冠，再表拥戴康王登极之诚意。张邦昌前去归德应天府觐见康王，恭请康王登帝位，复兴赵氏宋廷国祚。赵构对张邦昌先是“抚慰之”，后称赞“九庙不毁，生灵获全，皆相公之功”。

　　张邦昌以“僭逆罪”被赐死是冤案

　　靖康二年五月一日，康王在应天府正式登极。宋高宗赵构开朝，诏令“以张邦昌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不几日后，“进张邦昌为太傅”。

　　然而，奸臣黄潜善最先向宋高宗提出：“邦昌僭号，罪在不贷。”接着，一向仇视金廷女真贵族的宋权臣李纲，进言“邦昌已僭逆，岂可留之朝廷”。高宗终在李纲等众朝臣的压力下，于六月诏令“张邦昌坐僭逆，责降昭化军节度使”，以散官“谭州（湖南长沙市）安置”。

　　黄潜善、李纲虽未能以“僭逆”罪使高宗处死张邦昌，但另有一些官员抓住张邦昌当位时，曾私幸陈姓宫女过错，控告追查又有人作证，终使高宗无言以答，于同年九月，“命湖南抚谕官马伸持诏赐张邦昌死于谭州”，终年47岁。

　　张邦昌自靖康二年三月七日至四月十日继位大楚皇帝仅33天，从未向金朝统治集团出卖以汉族为首的中原民族利益，甘心事敌附逆，坚持“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不称圣旨，不称御。凡晓示文字，不称诏命。番使入朝则正坐，常朝则偏坐。百官入朝以平交礼相见，称名称诸公”。将“禁中诸门用锁，题曰邦昌谨封”，从未开启。足证他绝不承当僭越为帝之恶名，力避投金事敌之罪。

　　张邦昌对赵氏宗室可谓忠诚，绝无二心，金兵退走伊始，即努力寻求赵氏宗室复位，中兴宋廷王业，毫无私心地恭迎康王登帝位，重建南宋建炎王朝，到头来竟被高宗处死，故清朝史学家赵翼就此认定赵构以僭逆罪处死张邦昌，“不免冤抑”。

　　综上所论，宋高宗以“僭逆赐死”张邦昌是错杀、冤杀。《宋史》编者将张邦昌列入叛臣传，是一桩历史错案、冤案。作者：刘肃勇（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