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老一辈文化名人,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建国后历任文化部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文化部顾问,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第一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等职。他一生热爱祖国,将毕生精力投入到我国文化文物事业,深受人们的尊敬。
张伯驹先生早年即表现出对我国传统艺术,特别是书画艺术的浓厚兴趣。他最初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是出于爱好,但在目睹了很多古代书画通过交易等方式流至外国后,他以抢救和保护重要文物不外流为己任,为此不惜一掷千金。张伯驹先生曾说过“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1937年,张伯驹先生三次求购终于购得我国传世书法作品中年代最早的名人手迹,晋代陆机的《平复帖》,避免了此帖落入古董商人之手而流落国外。他晚年写道:“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夙愿,亦吾生之一大事。”他一生心系国宝、醉心收藏,他和夫人潘素女士历经波折,倾注毕生之力收藏了大量珍贵书画。1941年,张先生在上海遭到绑架,潘素女士设法看望他时,先生已连日绝食,憔悴不堪,但仍断然表示“宁死魔窟,决不能变卖所藏古画赎身。”1946年,为避免隋·展子虔《游春图》流至海外,他忍痛将弓弦胡同一处占地十五亩的房院出售,又加上潘素女士的金银首饰,才凑足画款将其收购。可以说,张伯驹先生和潘素女士的每一件收藏的背后都有故事,都凝聚着他们的心血。而在战乱动荡的年代,无论是收藏还是保护这些书画珍品都殊为不易,正是这种“但使国宝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有力地支撑着他们。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对于自己斥巨资购藏并历尽艰辛,甚至不惜用生命保护的法书名画,张伯驹先生并不视为一己所有,而是将其看作是全民族的文化遗产。实际上,即便是在书画购藏的过程中,张伯驹先生也是“先公后私”。1946年,由故宫散失在东北的书画文物逐渐出现在市场,各种人物纷纷到东北角逐猎取,而张伯驹先生找到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建议由故宫论价收回。他个人收藏的一些精品,如范仲淹的《道服赞》、展子虔《游春图》等,都是在故宫无意收藏的情况下,张伯驹先生为避免文物外流,才鬻物举债自己收购的。
最为世人敬佩的是,自上世纪50年代起,张伯驹先生夫妇陆续将收藏30年之久的书画名迹100余件捐献给国家。1956年,张伯驹、潘素夫妇将多年宝藏的《平复帖》《张好好诗》《道服赞》等八件法书无偿捐献国家,这件事情在我国文化界引起震动,文化部特发褒奖状,褒扬他们“化私为公,足资楷式”。此后,他又陆续向故宫博物院捐赠了部分收藏。到吉林省工作后,1964年春,张伯驹、潘素夫妇又将宋代杨妹子的《百花图》卷等六十余件法书、绘画作品和书籍无偿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通过捐赠,这些珍贵文物由私人收藏成为国有博物馆的重宝,表现了张伯驹先生和潘素女士崇高的爱国情操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令人感佩,让人崇敬。如今这些主要分藏于故宫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院两地的珍贵文物,受到精心的呵护,并通过陈列展览、科学研究、印制出版等多种途径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认知我国灿烂文化、感受中国书画艺术优雅气韵的重要载体。
张伯驹先生兴趣广泛,除鉴识收藏外,还在京剧、诗词、书画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少年时代就喜欢京剧艺术,三十一岁从一代泰斗余叔岩开始学京剧,并求师访友,受教于许多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此后更指点多位余派传人。1937年40岁生日时,为赈济河南旱灾义演《空城计》,张先生主演诸葛亮,并广邀名角登台献艺,名噪一时。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投身文化部组织的传统剧目整理工作。他晚年写成的《红毹纪梦诗注》,名为记述其见闻,实为一部近代京剧史。扎实的文学功底,造就了他多才多艺的文化底蕴,他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论著。张伯驹先生还热心于有关传统文化的社会活动,积极参与书法、中国画、京剧、昆曲甚至古琴、棋艺等社团的活动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张伯驹先生为我国文物保护事业、博物馆事业和民族优秀文化传承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深深铭刻在我们心中。他的高尚情操和崇高风范,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纪念张伯驹先生,就要保护、继承和发扬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绵延五千年而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的坚实根基,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杰出贡献。张伯驹先生不惜代价、甚至置性命于不顾以求保藏文物珍品,既是出于爱国至诚,也是基于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深刻认识与由衷的酷爱。当前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文化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要尊重传统,以礼敬之心、虔诚之心对待传统。同时,要发扬好民族传统文化,需要对传统有深入的了解,深刻认识传统文化的精髓,吸取其精华。
我们纪念张伯驹先生,就要大力弘扬他崇高的爱国情操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张伯驹先生作为享有盛名的收藏家,却“收而不藏”、“凡收必捐”,在他看来,将这些珍贵的文物置于博物馆中才是最好的归宿。藏品是包括博物馆、美术馆的立馆之本,接受私人捐赠纳入永久收藏,一直是其充实藏品的重要来源。个人捐赠藏品,不仅有利于改善藏品的保护条件,也能使博物馆、美术馆等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不断充实馆藏、优化藏品结构,进而提升社会教育和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多年来,张伯驹先生化私为公的慷慨义举,影响和激励了一批又一批的收藏家和贤达人士将自己的珍贵收藏和艺术创作捐献给国家、捐赠给社会,使其得到更加科学的保存和广泛的利用,发挥出最大的社会价值。
我们纪念张伯驹先生,就要学习他的磊落胸襟和高尚品格。张伯驹先生出身贵胄门第,一生苦乐兼备,命运多舛,富不骄、贫能安,他对民族、对社会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又只求内心的愉悦。在他的一生作为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文人名士精神,或许比他捐献的国宝更为珍贵。1947年,王世襄为研究《平复帖》,到张伯驹先生家观看此帖,张先生则让他直接将极其珍贵的《平复帖》拿回家中一月有余,以便仔细研究。这件小事,很能说明张伯驹先生的心怀坦荡超逸,性情慷慨率真的饱满个性。
同志们、朋友们,在今天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张伯驹先生这种崇高的爱国情操和无私奉献精神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广大文化工作者要继承老一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珍惜时代提供的难得机遇,坚守文化追求,牢记社会责任,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奉献自己的才华与智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2013年4月28日 作者:蔡武【原标题:张伯驹:坦荡超逸,慷慨率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