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和夫人潘素
青年张伯驹
北京后海银锭桥往西不远,南沿26号的一家民宅并不引人注意,只有门楼左侧砖墙上一块新装不久的石牌提醒路人,这里是“张伯驹潘素故居”——在后海的众多名人故居中,这个小院鲜为人知。见面约在上午九点,此时银锭桥下的人力车夫已经开始排队等客,后海正准备迎来新一天的喧嚣。接受采访的故居纪念馆馆长楼开肇是张伯驹的外孙,他和母亲——张伯驹的女儿张传綵以及父亲楼宇栋一起居住在这里。
故居坐南朝北,有东西两个不宽的跨院,东院南北四间房,西院北房五间。1956年,张伯驹和夫人潘素住进这座不太规整的小院,直至去世。楼开肇说,建立故居纪念馆就是要向世人介绍、展现一个全面的张伯驹。筹建多年后纪念馆得以在2011年6月正式启动,虽然目前仍有许多工作尚未完成,但已经是一个好的开端。张伯驹夫妇在这座最后的寓所里,创建了琴学传习社、庚寅词社、北京书法研究社、京剧基本研究社、中山书画社,倡议成立了韵文学会等,并向北京故宫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馆等单位捐出了陆机《平复帖》等百余件顶级书画文物。他所言“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序,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在纪念馆网站首页醒目展示。
名门公子 钟情书画
张伯驹,1898年生,字丛碧,别号“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常自称“中州张伯驹”。6岁时过继伯父张镇芳(袁世凯表弟,曾任署理直隶总督、河南都督),与溥侗、袁克文、张学良并称为“民国四公子”。
张伯驹幼年入私塾,又接受新学教育,小学毕业后跟随父亲来到北平,1917年从中央陆军混成模范骑兵团毕业,后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职,做到旅长。又因不满军阀腐败生活而离开军界,协助父亲打理银行业务,但对银行事情不感兴趣。1927年,他开始收藏字画。张传綵说,父亲在长辈眼中其实是个叛逆者、败家子,但家人对此无奈,只好随便张伯驹自由选择。
谈及张伯驹的收藏,人所熟知的是他向溥儒三购《平复帖》以及卖宅购买《游春图》的往事。
《平复帖》是晋代陆机真迹,是我国存世最早的书道瑰宝。经过有序流传,《平复帖》在清末民初年间转至旧王孙溥心畬手中。1936年,溥心畬旧藏唐代韩幹《照夜白图》经古董商人流失海外,张伯驹挽回不成,十分惋惜。为避免重蹈覆辙,张伯驹三次向溥心畬求购《平复帖》,终于在傅增湘的帮助下以较低的4万元价格购得。他曾在《陆士衡平复帖》一文中说:“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夙愿,亦吾生之一大事。而沅叔(傅增湘)先生之功,则更为不可泯灭者也。”
日本宣布投降后,溥仪带到东北的书画文物比较集中地在市场上出现,张伯驹找到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提出收购流散文物的建议,并主张“宁收一件精品,不收若干普通之品”。范仲淹《道服赞》卷是宋人著名墨迹,张伯驹认为极富收藏价值,后经故宫理事会讨论,理事胡适、陈垣等认为价钱昂贵拒绝收购。张伯驹焦急之下自己举债购买了《道服赞》卷,事后他不无感慨地说:“盖胡适于此道实无知耳。”
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有重要历史价值,张伯驹得知古董商人马霁川收有此图,担心被贩卖海外。他认为这样珍贵的作品个人不宜收藏,希望故宫能买下此卷,并以故宫名义致函古玩商会,告知此卷不准出境,然后才好谈价钱。故宫表示经费困难,不愿收购,同时也不愿致函古玩商会。因屡收书画巨迹,此时的张伯驹已经手头拮据,无奈之下他只好托人沟通,并卖掉原购李莲英的一处占地15亩的宅院和夫人的一些金银首饰,自购《游春图》。此后南京政府张群愿出高价购买,张伯驹拒绝相让。
1952年,张伯驹以购时原价将展子虔《游春图》让与故宫博物院。1956年,张伯驹潘素夫妇又向文化部做了一次捐赠,文化部的褒奖状中写道:“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部长沈雁冰。1956年7月。”此举一时间引起文化界震动,这些作品也成为故宫博物院“珍宝中的珍宝”。
温文尔雅 散淡文人
张伯驹长于书画鉴定,自身也研习创作,他独具风格的书法作品被称为“鸟羽体”。夫人潘素在他的影响下成为名重一时的青绿山水画家。张伯驹与京剧界名角交往深厚,早年向余叔岩学戏并协助余叔岩完善戏词音律,此后的余派传人多经张伯驹指点。张伯驹还精于诗词韵文,出版有《丛碧词》、《春游琐谈》、《春游词》、《雾中词》、《红毹纪梦诗注》等。
刘海粟在回忆张伯驹时曾说:“丛碧词兄是当代文化高原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姐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剧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1937年,张伯驹过40岁生日,为河南赈灾义演《空城计》,张伯驹主演孔明,杨小楼、王凤卿、程继先、余叔岩等名角给张伯驹这位票友配戏,轰动一时。
正如当年《空城计》中诸葛孔明所唱“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散淡”二字也是对张伯驹最合适的概括,这从诸多友人的回忆中可以略见一斑。
王世襄曾向张伯驹借阅《平复帖》,堪称当代文化史上的一段美谈。王世襄一直想要研究《平复帖》,但想到东西太过珍贵,小心翼翼地提出,能否在张伯驹家看上一两次。没想到刚一提出请求,张伯驹即回答:“你拿回家看去吧。”《平复帖》在王世襄家放了一个多月,王世襄后来根据著录才完成《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一文。然而这段往事若不是后来经王世襄口中说出,则无人知晓。
周汝昌对张伯驹的印象是“温文尔雅,毫无俗气”。他曾回忆说:“我到了张先生那里,我不理张先生,张先生也不理我,我就坐在大客厅的外间,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要回学校了,也不告辞……一丝没有俗气、一丝没有富贵气。”
张伯驹演出《四郎探母》剧照。余叔岩饰杨延昭(左),张伯驹饰杨延辉(右)。
温文尔雅的文人常有执拗坚硬的一面。楼宇栋在《张伯驹》一书中说,张伯驹以优游的态度,闲逸的情调,仗义的作风,散淡的心情形成了他那饱满的个性和独立的精神,所以在吞食和消化人的各种政治风浪中,他既有着适应的弹性,又有着自我完善的刚性。1956年,张伯驹因坚持排演尚未解禁的传统京剧《马思远》受到批判,他后来以诗纪事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舞榭歌台梦已陈。啼笑皆非马思远,中州断送老词人。”张伯驹的“右派言论&r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