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那些军阀心里都明白,什么事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做皇帝。势力强大如曹操者,而且已经挟天子从洛阳到了许都以令诸侯,汉献帝成了他手中的一个傀儡,也不敢生这个替而代之的念头。孙权有一次上表,建议他干脆称帝算了。他说,这小子是想让我坐在火炉上烤呢!所以他一生未曾染指帝座。直到他儿子曹丕,才把献帝废掉。
蠢货袁术,因为得了孙坚质押的玉玺,就如俗话讲的,开始头脑膨胀,发起高烧来了,蠢人之所以蠢,就在于他不觉得自己蠢。于是,糊涂加上野心的驱使,就在淮南建立袁记小朝廷了。称帝建号,立子封妃,龙车凤辇,祀南北郊,那些拙劣的表演,令人作呕,也招天下人恨。
他的部下劝他不要僭称帝号,但他一心想当皇帝,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已经失去最后一点自知之明。这也是名人很容易犯的自负悲剧,脑细胞退化,对新鲜事物失敏,可自我感觉仍然可怕地良好,加之不甘寂寞,便有种种失态的举止,发霉的语言,横生事端,倒行逆施,终于不可逆转地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你当什么不好,偏要当皇帝,俗话叫“作死”或者“找死”者,即是此意了。
如果说,一个人希望得到他不应该得到的东西,也就是存有非分之想的话,叫做野心,那么无妨认为这种野心是人皆有之的了。拿破仑有句名言,一个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若是每个人都规规矩矩,只想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而不想其他,像工蚁工蜂那样,捧着多大的碗,吃多少的饭,在这样毫无竞争,没有比赛,不求长短,无所角逐的世界里,还有什么进步可言?任何不安于分的想法、做法,在自己是追求,是理想,是奋斗目标,而在别的利害相关的人眼里,很可能被视作野心的。
所以,野心不可怕,而是在于实现野心的过程中,不择手段,狂妄愚蠢,便只有失败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了。若是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一样,愈陷愈深而不能自拔,如同失控的汽车,在下坡路上滑行,最后除车毁人亡一途,焉有他哉?懂得节制,掌握分寸,步步为营,进退有度,那就是谁也莫奈你何的另外一回事了。曹操未必不想当皇帝,刘备亦如此,孙策、孙权,概不例外。他们的野心比袁术更甚,只不过能够通达识时,知己知彼,不轻举妄动罢了。
因为汉献帝是一张牌,谁抓在手里,就可以利用他的剩余价值。但谁要自己称帝,就等于竖一个靶子,让众人当目标瞄准射击了。所以,袁术的下场,并不比乃兄袁绍更好些,这一对四世三公的高干子弟,是《三国演义》这部书最早退出历史舞台的丑角。袁术一出场,是以断孙文台的粮草开始,最后,他没想到,自己也死于断粮断水之中。
这自然是活该的报应了。
袁术和袁绍,可称为一对难兄难弟,而术比起绍,更是一蟹不如一蟹。在这场成则为王败则寇的争霸战中,不堪一击的袁术,第一,输得很快;第二,输得很惨。看起来,名门之后,只是牌子响亮,不动正格的话,端起个架子,还可以唬一唬人,真到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时候,就要大出洋相了。后将军南阳太守袁公路,在各路诸侯的争斗中,表现得最为草包。要是在京剧舞台上,他的鼻子大概应该抹一块白粉的。
袁术据寿春时,户口数百万,本可以干一番事业。可他“奢淫肆欲,征敛无度,百姓苦之”。与其兄袁绍“有隙,又与刘表不平而北连公孙瓒;绍与瓒不和而南连刘表,其兄弟携贰,舍近交远如此”。僭号称帝以后,“荒侈滋甚,后宫数百皆服绮罗,余粱肉,而士卒冻馁,江淮闲空尽,人民相食”(陈寿:《三国志》)。
《资治通鉴》说:“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萧条。”对这两兄弟,尤其是后一位,对于百姓的摧残,是不以为然的。每个时代,在其风起云涌,变幻莫测之际,总有一些“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野心家、失意政客、无耻文人,和一些压根儿就是低能儿、白痴,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的痞子之类,因缘际会,于潮流中被推到了峰顶,居然人模狗样地也神气起来。所谓“沐猴而冠”,就指的是这些一下子站在舞台脚灯前的新贵们。
这大概就叫历史的误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