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据说曹禺、艾青对《苦恋》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们的态度令您意外吗？

    白桦：我一点都不意外。那是发生在1981年8月在京召开的一个叫作“首都部分文艺家学习邓小平、耀邦关于思想战线重要指示座谈会” 上的事情。曹禺先生在大会发言的前夕，曾向记者表示他再也不会为这样那样的事表态了。可见经常为这样那样的事“表态”，是他必须的，也是必要的（历来对于头面人物都有这种要求）。但是到了会场，也许是条件反射的作用，他本可以沉默，却说了很激烈的话。艾青更是如此，他在会议之前问到我在武汉的处境的时候，我给他讲一位大学生执意要面见我的故事。我考虑到怕伤害到年轻人，请他不要来，那位同学非来不可，在门卫那里保证不说话。他在见到我时，果真一言未发，在我桌上丢下一块岩石，转身就走。艾青听罢，感动得老泪横流。会后，艾青像孩子似的告诉我，他在会上狠狠地骂了我一顿。我只笑了笑。但我始终深情地记住那位泪流满面的艾青。至于我的老乡姚雪垠，他的批判是最严厉的，处处演讲，但他也是“表态”，他的发言连胡乔木都表示不能接受。应该说这些现象都是悲剧——知识分子多年来被扭曲、被异化的悲剧。

    南方周末：在那次批判风潮中，吴祖光和巴金是支持您的。您怎么看吴祖光和巴金？

    白桦：我和吴祖光、新凤霞是多年的朋友，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就有交往。在批《苦恋》时，他以一个看过剧本的人的身份，说了几句公正的话。我想即使我是一个和他不相识的人，他也会站出来这样说话。在他的经历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巴金先生是从爱护中青年作家的角度挺身而出的，这也是他的“表态”，但他的“表态”却不是迎合，而是反对，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南方周末：您跟巴金有过交往么？怎么看巴金在晚年的表现？

    白桦：在巴金面前，我是后辈，高山仰止。他的晚年是在身体和思想的困厄中度过的。我们当然希望他能给我们更多，但我们无权要求他给我们更多。他已经尽到了生命的极限。还有许多他来不及说的话，来不及做的事，唉！谁都有措手不及的时候，不是吗？留给我们活着的人吧！我们不也是有血肉、有思想的人吗？鲁迅先生为我们在荆棘中开辟了道路，巴金这一辈作家经历了和我们同等的苦难，他们已经把他最最重要的思想结晶留给了我们。对我们自己要求多些吧！他最爱护的是中青年作家，他把希望寄托在中青年作家的身上，因为中青年作家有的是时间。（遗憾的是，连我都老了！）我们想做而没能做完的事还少吗？依然要留给后人，我当然知道，这是落叶的哀叹。我希望青年才俊们能多一些严肃的思考，少一些浮浪虚名。

    南方周末：您的处境最艰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境况？什么时候开始好转起来？

    白桦：批《苦恋》之后，我就成为一个“敏感人物”了，无论换多少领导，这个透明的帽子都存在，就有了很多不成文的限制，诸如：哪些报刊不能发表你的作品，哪些报刊不能出现你的名字，哪些场合不能见到你这个人，忽然你又不能出境了等等之类。好在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些。

    南方周末：后来您写过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剧似乎也在很短的时间被禁演，为什么？

    白桦：《吴王金戈越王剑》是一个历史故事，禁演过。我只是在这部戏里告诉观众：越王勾践和他的子民都很爱国，但国王和臣民的爱国主义却不尽相同。这部戏是在1983年由北京人艺首演，副总理习仲勋审查的时候我在场，他肯定了这部戏。而且那一次他还在私下里对我说，他很欣赏武汉军区政委李成芳在批《苦恋》时的镇静态度，可惜李成芳倏然去世。后来，因为胡乔木对这部戏做了一个很长的批示，才遭到禁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