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在1980年代，作为作家您一直被争议。《苦恋》（电影剧本《太阳和人》)是争议的焦点，当初为什么会写这部电影？现在您怎么看这部电影？哪些是经得住历史和时代检验的？有哪些是需要修正的？

    白桦：我创作《苦恋》的本意是呼唤人性的复归，是把“人”字写在天上，是表达祖国的苦恋者们的苦难历程与真诚心迹。我记得，“文革” 中有一位大批判的能手，指着一位三代产业工人的嫡亲后裔说：我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把你批成反革命！你信不信？那年轻人连忙说：信！信！旁边有人问他，你回答得真快！他说：慢不得的，慢了，我不就成了反革命了？

    今天，我可以明确表示：1980年代关于电影剧本《苦恋》的争论，不应该问我当时有什么问题，而应该请当时提出问题的人来回答有什么问题。《苦恋》的出现只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里的正常文学创作活动。它和一切文艺作品一样，当然带有历史的烙印和作家的生命体验。但它是一个真诚的作品，正像吴祖光先生当时说的那样，它“温柔敦厚”。在北京内部放映的时候已经证明，绝大多数观众和学术界、艺术界的同仁都是肯定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在经过特许之后，观看了《太阳和人》，他落泪了。他表示文学作品要经过时间的验证，也许需要几年、几十年，乃至一百年。我以为它既是历史的产物，就让它历史地存在吧。它如果真的有生命力，它就会存活下去。它的魅力除了它的内涵，也应该包括它的局限和它出生时的如晦风雨。

    南方周末：在当时，您的个人处境如何?

    白桦：我并未感到惊恐，因为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发表的当天清晨，在CCTV播出的时候，开始时我还不太相信，听了一会才确认这是真的。几乎是文章刚刚播出，我就接到雪片般的电报，百分之百都是支持我的，反响之快，出人意料。他们个个直言不讳，真名实姓、地址电话全都写在信上。这表现了他们毫不畏惧，理直气壮。我相信，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过剧本，他们除了关心我，同时也在关心着国运，反对倒退。特别是对那篇批评文字所采取的笔法十分反感，人们太熟悉了！有人竟然怀疑这是姚文元在狱中的大作。接踵而来的是数以千计的信件使我激动不已。我以为，对于我，仅此就够了，还需要什么呢！而且当时我所属的单位武汉军区的政委李成芳特别镇静，他下令，有关《苦恋》，事无巨细都要由他自己来处理。

    时至今日，我时常还会把那篇完成于1981年的批判文字，《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拿出来重读，“温故而知新”，实在是良有益焉。

    南方周末：您接触过邓小平和胡耀邦么？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印象?在批判《苦恋》的风潮中，他们对待你个人的态度是怎样的？我知道是胡耀邦先生阻止了当时的批判风潮。

    白桦：我从20世纪40年代就是中原野战军（即第二野战军）的普通一兵，那时候只是在战场上见到过邓小平，他是我们的政委。战争年代，领导人都很朴素，很容易接触。1950年代初我在四川贺龙元帅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和邓有过多次接触，但他并不知道我是何许人，可能以为我是一个勤务员。和胡耀邦的接触是从1978年开始，在中宣部长任上，他曾召集过一些作家到他家座谈，听取作家们的意见。态度诚恳，才思敏捷，既虚心而又耐心，对于中国的现状了如指掌，且有极强的洞察力。第二次是1979年秋天，曾请求面见胡耀邦，当我刚刚在他客厅里坐下，宋任穷来了！我只好告辞。1981年1月10 日晚，我求见胡耀邦，惟一的要求是请他看看影片《太阳和人》。他可能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拒绝了我的请求。当着他的秘书告诉我：“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是两派。我的儿子是赞同你们的，我的秘书就不赞同。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他是一个胸襟坦白的人。此后，我知道他一直都在竭力拖住从“左”面驶来的一乘烈火战车，这是“文革”后最危险的一乘战车。因而这一事件才没有扩大为一场政治运动。后来终于以正常的文艺批评的形式平安结束，一切全都是他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