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在白桦林中（白桦供图）

    社会生活从“人民”到“人”，文学从“我们”到“我”，由外部走向自我，“人”与“文”经历双向解放，双重彰显。文学回归文学，文学不仅是“人学”，甚至是人的“个性学”和“性格学”。 ——白烨 文学评论家

     “由于怯懦和患得患失而浪掷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这是我最大的遗憾。”白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80年底，白桦写出电影剧作《苦恋》。开始白桦只是应邀写一部名为《路在他的脚下延伸》的纪录片（1979年发表在香港《文汇报》）。计划由画家黄永玉自己出镜，后来夏衍先生考虑到拍摄的困难，建议撇开真人真事，写一部故事片，写一些典型人物。“《苦恋》的本意是呼唤人性的复归，是表达祖国的苦恋者们的苦难历程与真诚心迹。”白桦回忆他的创作初衷时说。

    不久，《苦恋》以《太阳和人》为题拍成电影。片子在审查时没获通过，还引起了轩然大波。

    4月17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批判《苦恋》的文章。

    1981年1月10日晚，在审片时引起批评之后不久，白桦求见胡耀邦，请他看看这部片子。胡耀邦表示，这部片子在没有通过审查之前，他不准备看。白桦一再请求，他还是坚持不看。经过一段时间的批判之后，9月25日，胡耀邦对文化部部长陈荒煤说：“《苦恋》的事情应该了结。”

    1981年10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北京主持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的巴金。巴金在面见胡耀邦时说：“文艺家受了多年的磨难，应该多鼓励、少批评。特别是对中青年作家，例如对白桦。”其时正在用电影摄影机采访的新闻记者祁鸣眼前的取景框模糊了，他发现自己在流泪。在回忆此情此景时，白桦再度流泪。那是他在上海华东医院面对巴金遗容的时候。

    白桦把自己的早年经历描述为“因重创而敏感的孩子”。

    似乎是某种应验，童年被迫面对战争，面对法西斯军队的侵略。1947年参军，历经血与火的战争岁月，1950年开始写作，又经历政治风暴，1958年因与胡风的交往而被划为“右派”。1978年改正复出，旋即又在随后到来的思想风潮中受到批判。

    晚年的白桦生活恬淡，儿孙都不在身边，老两口相濡以沫。住在上海这个超级大都市，闭上门窗就是乡村。间或和一些好友见面，见面时言不及义，轻松闲话。有时也应邀到韩国、新加坡、泰国、日本、香港等地访问并演讲。近几年白桦一直在力所能及地写作，发表了一些关于云南的小说，他把它们称之为边地传奇系列。长诗《从秋瑾到林昭》的发表是白桦看重的事情，因为这首诗他花费了十年的心血。其余的时间，白桦在慢慢地写他对于往日的回忆。他对这部回忆录的态度是，不急于出版，出版也许是寂寞身后事。

    9月20日，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了白桦。

    “接受历史教训绝非易事”

    南方周末：1978年，对于中国是个很重要的时刻，政治解冻、文化复苏。在1978年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状态，那时候在你的视野中，中国政治和社会是什么样的?文学和思想是什么样的？有记忆深刻的故事和细节留下来吗？

    白桦：是的，1978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那年我新创作的、关于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洪湖地区的大悲剧的话剧《曙光》，正在北京由中国话剧团和武汉军区话剧团合作演出，那是一部经过一再修改才搬上舞台的话剧。剧中主角的原型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段德昌，他是一位与贺龙齐名的洪湖苏区创始人，黄埔四期的高材生。1930年代初在肃反运动中遭到“钦差大臣”、洪湖苏区的头号人物、党代表夏曦的排挤与怀疑，处死。行刑前段德昌留下了三句话，第一句是：红军不要离开洪湖。第二句是：不要开除我的党籍。第三句是：不要用子弹打死我，留下一颗子弹打敌人。我在贺龙口里第一次听到段德昌的遗言时，异常震撼。在“文革”中我会经常联想到那个时期的悲剧，使我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在中国接受一个历史教训绝非易事，即使是极为惨重的历史教训。三十年后的“文革”几乎就是当年苏区肃反悲剧的重演。

    就是这部戏，从夏到冬没人点头通过，只能内部演出。来看戏的都是失去职务的人，如轮椅上的罗瑞卿和一大批脱了军装的将军们。他们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伤痕和一般干部群众差不多，而且发现舞台上反映的往昔生活和“文革”十分相似，而且有某种联系。但他们只有感动流泪的份，却无权批准这部使他们动容的话剧。我还记得当时发生过一段小小的插曲，当我们把坐着轮椅的夏衍请到剧院来看戏的时候，一个锅炉工暴跳如雷，抗议剧组竟然把毛主席钦定的文艺黑线头子夏衍请来看戏。我们费了很多时间才把他的激动情绪勉强安抚下去。在职而且支持这部戏演出的领导人除了武汉军区的两位上将杨得志、王平外，就再也无人了。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如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等全都避而不见。一位画家朋友从杭州给我发来一封长篇电报，劝告我“放弃演出，深刻检讨，别为妻儿再添灾难，你们家的灾难已经够多的了！”“有些政治上特别敏锐的人们已经写好了批判文章，并在《解放军报》拼好了版面”，“他们认为这是一部解冻戏剧，绝好的靶子。”他们在文章里呼吁观众“批判这部暴露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反动作品”。我没有听从这位画家的劝告。

    有一天傍晚，杨得志司令员、王平政委突然再次到剧场观剧，演出结束，他们走到台上大声宣布：明日登报在北京公演。许多演职员都哭了。这是一个非常的决定，两位军区领导人在北京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不是有些僭越呢？事后，当我们知道他们刚从中共中央三中全会的会场上走过来的时候，才恍然大悟。

    南方周末：第四次文代会是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的，那次会议被看成是中国新时期思想和文化复兴的开始，这次会议留给您什么样的记忆？

    白桦：第四次文代会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特别是作家们的会，出现了多年未曾出现过的、接近真实的声音。许多画家、剧作家、音乐家都到作家们的会上来旁听。只有与会者才能体会到那种春潮澎湃的兴奋。我在会上做了一个题为《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第二天《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了我的讲话。我记得，在我讲到反右运动对青年作家艺术家的戕害时，有一位在文艺界领导过历次运动的人物拂袖退场。我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正常，在他的眼里，我走上讲坛发言就是“右派翻天”。但巴金、严文井、冯牧、陈荒煤等许多前辈作家当即都给予了首肯。胡耀邦事后曾让人转告我：他对我的大部分观点都表示认可，只是觉得至今仍然谈到知识分子的安全感问题，好像不够恰当，他认为“大可不必忧心忡忡”。我当然理解他的善良用心，后来的事实证明，并非我的多虑，而是他过于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