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1958年出生于河南新乡。1987年后连续发表《新兵连》《单位》《官场》《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等描写城市社会的“单位系列”和干部生活的“官场系列”，引起强烈反响。2011年，作品《一句顶一万句》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秋天，新作《我不是潘金莲》问世。本月底，根据其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改编的电影《一九四二》（冯小刚执导）即将上映。

    ★先锋语录

    ★其实我一点也不绕，一点也不幽默。是生活本身就这么绕，就这么幽默。

    ★当一个民族面临的苦难太多时，用幽默的态度来对付严峻时，严峻就会变成一块冰，掉在幽默的大海里，这块冰就融化了。

    ★把神神鬼鬼写成荒诞，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它本身就荒诞，但把现实的荒诞性写出来，好像比这个难一点。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杨梅菊 实习记者 楼凌微 发自北京

    就在以为最近不会采访到刘震云的时候，我被告知将有一次机会与这位中国当下颇有名气的作家一起吃顿便饭。这当然是一种荣幸，特别是考虑到他最近的新书《我不是潘金莲》刚刚出版不久，并且根据其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改编的电影也马上上映。

    我们约在了北师大旁边的一家传统中餐馆见面，晚饭后，刘震云将在这所最近颇具话题性的高校里进行一场演讲——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作家莫言曾在北师大学习创作，但莫言获奖后第一个来到北师大演讲的却是刘震云，这似乎是一种富有幽默感的巧合。

    说得着的人

    我提前到了，刘震云到得比我还早。还是惯常的黑色，黑色毛衣，黑色对襟外套，对于这个年龄来说算得上浓密的黑发。牙齿却很白。

    寒暄过后，他便主动给这次会面定了调子：“咱就随便闲聊，别弄得太严肃。”

    事实上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严肃成了最困难的事情之一。饭桌上的刘震云与镜头前和演讲台上的刘震云很不一样。他的语速听起来很正常，说话愈发幽默而且有种坦诚的刻薄，他问别人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你叫什么名字，第二个问题是老家哪里。两个答案都知晓后还会总结陈词：总体来说中国人的名字听上去就是他的出生地。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其新书《我不是潘金莲》里那些非常具有指代性的名字，例如“董宪法”，“王公道”，还有“史为民”。当刘震云为他笔下这些司法从业人员一一安上这样的名字时，主人公李雪莲的漫长告状遭遇看上去便分外荒诞：这个顶了潘金莲冤名的妇女经历了一场荒唐的离婚案后走上告状路，结果一告二十年。

    虽两者被视为姊妹篇，但毫无疑问，《一句顶一万句》更磅礴恣肆、气象万千，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刘震云所有作品中读来最令人动容的一部小说。其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试图书写的是人在终极状态下的普遍孤独：小说上半部写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能够温暖灵魂的朋友，走出延津；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

    而到了姊妹篇李雪莲这里，一个告了一辈子状的女人，告到最后，难道真的只是为了求一个具体的判决吗？显然也并不是。如果说《一句顶一万句》写一个戴了绿帽子的人想杀人，其实不过是想在人群中找到能说上话的人，那么《我不是潘金莲》写的则是一个戴绿帽子的女人，从杀人到折腾人，不过是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

    刘震云一定是充分理解了这种“理解缺席之下的孤独”，也一定是从这种孤独之下体验到“说得着”的幸福，才得以书写“人与人之间的孤独”的反面。

    “那你和冯小刚之间，算是《一句顶一万句》里那种‘说得着的人’吗？”

    “我觉得应该是。比如说，大家不是说有事想起谁来了，往往是没事的时候说‘今天晚上在一块吃饭吧，反正也没事儿。’这个就说‘那行啊，那就一块吃饭。’有时候会把王朔叫来，就一块包个饺子，弄一两个凉菜……”

    所以刘震云说自己与冯小刚之间的默契不是电影和文学上的默契，而是生活中的默契。

    苦难熬制的幽默

    上来一道肥牛，刘震云先夹一筷子，搁在我碗里，“这菜看起来真不错，你尝尝。”

    对于每一口吃进嘴里的食物，刘震云都不吝啬自己的盛赞，看上去，他吃一口鲍鱼所得到的满足，与吃一口河南羊肉烩面得到的满足，并没有什么两样。后来，刘震云颇有些奉承地对服务员说：你们家菜真不错。那姑娘大概是第一次听到有食客如此殷勤的夸赞，脸都红了，嗫喏了半天说：还行吧。

    尽管对食物的赞美听上去那么实心诚意，刘震云依然说自己没有资格成为“吃货”，他认为这是个昂贵的词汇，是时间慢慢煨出来的“品位”。可以断定的是，一个从小生长在农村、吃不饱、挨过饿的人，不容易成为“吃货”。在那本讲述饥饿的《温故一九四二》序言里，刘震云这样写道：一九四二年，在我的家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

    在所有作品里，《温故一九四二》是最不像小说的一部，他以口述性质的文学报告体例，述说了一个关于饥饿的故事：1942年，河南大旱，灾民3000万，饿死300万，河南成了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关于饥饿，有“我姥娘”“我花生二舅”的记忆，也有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考察，他们共同记录了一个民族最不应该忘却的一次灾难。

    从野心上看，刘震云几乎是以一个小说家的身份在为自己的家乡“修一段缺失掉的历史”，此谓温故，但具体以何种态度去走近历史，却是一个难题。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曾说，一个人对于本国史要带有温情与敬意，而从后来我们所能够读到的《温故一九四二》看，对于这段家乡的历史，刘震云不仅怀有温情和敬意，同时也怀有自苍凉苦难中炼制而出的幽默感。

    事实上，在去年诺贝尔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中国之行期间，刘震云曾在公开的研讨会上说，正是二十多年前《温故一九四二》的写作，让他发现了幽默的所在：“大家都认为他们会像哈姆·雷特一样说‘是谁把我饿死的？’‘我为什么会死？’没有，我们河南人，我们这个民族临死的时候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是最后一次幽默”，刘震云说。

    他信口以当时在座的几个中国顶级作家举例：一块儿去逃荒，莫言三天前死了，现在轮到我了。临死时我没有追究我为什么死，莫言怎么死，我首先说的是，我比莫言多活三天，我值了。在饿殍遍野的年代里，人吃人也不再是一个多么不道德的事情，阎连科倒了，死了，李洱过来，扒下阎连科的裤子就要割肉，正扒着连科醒了，说“我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