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塞街陌。
   
    熹平石经集汉隶之大成，刚柔相济，雍容典雅，达到了极高的境界，不但在当时被奉为经学和书法的双重典范，且流风所及，至为深远。南朝梁武帝《书评》评论曰：“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也认为：
   
    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了最高境界……石经是两汉书法的总结(11)。
   
    其三，这段时间也是蔡邕全面致力于汉史修撰的时期，他“得备著作郎”，在东观著述，《戍边上章》一文称“建言十志皆当撰录，遂与议郎张华等分受之”。并主动承担了其中最困难的部分，充分体现了他对自己史才的信心，“其难者皆以付臣。先治律历，以筹算为本，天文为验，请太史旧注，考校连年，往往颇有差舛，当有增损，乃可施行，为无穷法。”蔡邕承担了《律历志》这一部分，但由于律历涉及天文、术数等方面，道至深微，具有较大的难度，他上表请求长于用算的刘洪与自己一起共同完成任务，“与共参思图牒，寻绎度数，适有头角。”至金商门之祸前，十志已基本完成[9]，后来他流徙朔方时将其附在《戍边上章》中，一并呈给了灵帝。他的《圣皇篇》和《女史篇》、《班固〈典引〉注》等，或也作于这一段时间。《隋书·经籍志》在《劝学篇》下有注云：“有司马相如《凡将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飞龙篇》，蔡邕《圣皇篇》、《黄初篇》、《吴章篇》，蔡邕《女史篇》，合八卷。”其中《圣皇篇》见《法术要录》卷七《书断·飞白》：“案飞白者，后汉左中郎将蔡邕所作也。……汉灵帝熹平年，诏蔡邕作《圣皇篇》，篇成，诣鸿都门上。时方修饰鸿都门，伯喈待诏门下，见役人以垔帚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为飞白之书。”从与之并称的《凡将篇》、《太甲篇》等书来看，《圣皇篇》、《女史篇》或是同一类的字书。《班固〈典引〉注》一卷，尚保存在李善注本《文选》(12)中。
   
    其四，这段时间，蔡邕在政治上也表现得十分活跃。他不仅与党人多有交往，也积极地对朝政事务发表个人见解，他屡次上书言事，针砭时政、抨击奸佞，他的《历数议》、《荐皇甫规表》、《陈政要七事疏》、《难夏育上言鲜卑仍犯诸郡议》、《幽冀二州刺史久缺疏》、《答丞相可斋议》等章表、封事，皆出自这一阶段，充分证明蔡邕不仅在文学艺术上才华出众，同时也是一位具有相当政治眼光的士子。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蔡邕，无论是在思想还是言论上，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党人色彩，这些，与他和郭林宗、度尚、羊陟、胡母班等人的交往具有密切联系。
   
    光和元年，正在蔡邕忙于编撰汉志、上书言事的时候，由于灾异频现、祸难不断，灵帝召杨赐、蔡邕等人至金商门答诏问灾异，蔡邕一一切言直对，引起了灵帝的重视，特诏他进一步言事，在帝王一句“博学深奥，退食在公”的赞扬下，蔡邕遂“感激忘身”，将自己所想所见，一一陈述出来。其中，他还明确斥责了几位他视为“国蠹”的奸佞之徒和尸位贪浊的大臣，这封“皂囊密封”的封事，被别有用心的宦官曹节、王甫等人泄露了出来。一时间，“其为邕所裁黜者，皆侧目思报”，在这些人的联合营构之下，蔡质、蔡邕父子遂以阿附党人、诽谤公卿的罪名下狱，几遭弃市，幸而经过大臣卢植、宦官吕强等人上书营救，得以保全性命，全家髡钳流徙朔方。
   
     一场横空而至的灾祸，使蔡邕从东观著述被打入了洛阳狱中，继而又流徙到边远荒郡朔方，此时，最让他难以割舍的，则是自己续修汉史的事业。在徙所边患不断、“烽火不绝”的情形下，他担心自己史志成果会被毁坏、湮灭不传，遂呈上了一封言辞恳切的章表，将已经大体完稿的汉史十志附在《戍边上章》后面，上书灵帝：
   
    臣所在孤危，悬命锋镝，湮没土灰，呼吸无期，诚恐所怀随躯腐朽，抱恨黄泉，遂不设施，谨先颠踣，科条诸志。臣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续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五，及经典群书所宜捃摭，本奏诏书所当依据，分别首目，并书章左。臣初被考逮，妻子迸窜，亡失文书，无所按请，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识一，所识者又恐谬误，触冒死罪。被沥愚情，愿下东观，推求诸奏，参以玺书，以补缀遗阙，昭明国体。章闻之后，虽肝脑流离，白骨剖破，无所复恨，惟陛下留神省察(7）。
   
     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自己多年心血成果的珍惜，出于对续修汉史这一事业的渴望，身在流徙之地，蔡邕仍然恳求“愿下东观，推求诸奏，参以玺书，以补缀遗阙，诏明国体”，甚至达到了“虽肝脑流离，白骨剖破，无所复恨”的地步。《戍边上章》一文，真实地表达了蔡邕此时的心愿，辞诚意哀，饮恨黄泉，死而无憾，其辞之哀，意之切，虽后世《出师表》、《陈情表》等文亦不能过之。
   
    同时，蔡邕居于朔方，也没有废止自己的著述，他撰写了《月令章句》等篇章，并在《月令问答》一文交待此书的写作缘由，曰：
   
    亦自有所觉寤，庶几颇得事情，而讫未有记著于文字也。惧颠蹶陨坠，无以示后来聪直君子，而怀之朽腐，窃诚思之(7)534。
   
    由此可知，《月令章句》作于流徙时期，在这种“危险凛凛，死亡无日”的处境下，蔡邕对著述一事的坚持显得尤为执著，可见儒家立言不朽的思想对他的浸润之深。
   
     3.4　“幸脱虞人机，得亲君子庭”：流寓江海的十数年
   
    金商门之祸，对蔡邕的打击可谓极大，不仅下狱濒死，全家髡钳徙边，在流徙的途中，酷吏阳球还派人追杀他，到了徙所，阳球又一次贿赂长官，意欲对其加害，幸好蔡邕素来的好名声感动了刺客，才免于一死。
   
    阳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义，皆莫为用。球又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阳县(3)。
   
     此时的蔡邕，对被汉代人反复吊咏过的三闾大夫屈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曾作有一篇《吊屈原文》寄寓自己的感受：
   
    迥隔世而遥吊，讬白水而腾文。……鸋鴂轩翥，鸾凤挫翮。啄碎琬琰，宝其瓴甋。皇车奔而失辖，执辔忽而不顾。卒坏覆而不振，顾抱石其何补！(7)
    
    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对蔡邕来说，“顾抱石其何补”，不仅是他对屈原人生的理解，也是他对个人遭遇的一种解脱和释然。此时，他对政治已经丧失了希望和信心，唯一不能放下的，是他续修汉史的事业。
   
    《戍边上章》一文连同蔡邕所附上的汉志十志， 使灵帝略生恻隐惜才之心，次年大赦党人时，流放九个月的蔡邕终于被赦免，将返回本郡。然而，就在五原太守王智(中常侍王甫之弟)为他饯别的酒宴上，他断然拒绝了王智的示好，当众拂袖而去。这种丝毫不容苟且的态度激怒了王智，“智衔之，密告邕怨于囚放，谤讪朝廷。内宠恶之。又一次招致了内宠的忌恨，受到诬陷的蔡邕不敢回归陈留本郡居住，只能亡命江海，流寓异乡长达十二年之久。幸好就在他流亡不久，金商门之祸中欲致蔡邕叔侄于死地的大臣刘郃、阳球等人，因谋诛宦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