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太傅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大约在二十岁时，他师从胡广学习，胡广“达练事体，明解朝章”，曾为王隆所作《汉官解诂》作注，并将“所有旧事”交付于蔡邕，蔡邕修史曾受到过他的直接指点和严格教导。在《车驾上原陵记》一文中，蔡邕记载了自己上原陵的见闻，并认为：“国家礼有烦而不可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于此也。(7)151”胡广回答“子宜载之，以示学者”，蔡邕退而记事，并撰写了《独断》一书(8)。光和元年，蔡邕四十六岁时，被髡钳流徙朔方，他在《戍边上章》中自述：
   
    臣所师事故太傅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与臣，虽未备悉，粗见首尾，积累思惟二十余年(7)274。
   
    可见蔡邕续修汉史的志向早在他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萌发，并开始着手准备了，他收集资料、修撰汉史等作为都与胡广的影响密不可分。《独断》一书中也多处提到“太傅胡广曰”，不仅注明了这些见解的出处，也证明了蔡邕对胡广史学的传承和发扬。
   
    3. 2　“则善戒恶，翩翩独征”：隐居乡里时期
   
    延熹二年(159)，桓帝与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人联手，诛杀了大将军梁冀，尽灭其族，单超等五人因此功而同日封侯，世称“五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这一事件，是东汉历史上政局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余英时指出：
   
    东汉之政治，自和帝永元元年(公元八九)以降，大抵为外戚宦官迭握朝政，且互相诛戮之局，然略加深察，又可分为二大不同之阶段，而以延熹二年(一五九)，即桓帝与五宦官诛梁冀之岁为其分水线焉。前乎此，外戚之势为强，后乎此，则阉宦之权转盛，而东汉之士大夫亦遂得在其迭与外戚宦官之冲突过程中逐渐发展群体之自觉。东汉外戚之祸极于梁冀之专权，士大夫之形成清流集团似亦肇端于此际，至其后于宦官争斗时之结党，则是更进一步之发展耳(9)288。
   
    这一年，蔡邕二十七岁，他善于鼓琴的名气，为新近得势的宦官徐璜、左悺等人所得知，桓帝遂召蔡邕入京为之鼓琴献艺。而在此不久之前，朝中士大夫和宦官集团刚刚发生了剧烈的冲突，白马令李云和弘农五官掾杜众等人因直谏下狱而死，大鸿胪陈蕃、太常杨秉等也因上疏营护云、众二人获罪，被免官归乡。《后汉书》卷五十七《李云传》曰：
   
    是时地数震裂，众灾频降。云素刚，忧国将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书，移副三府……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云……时弘农五官掾杜众伤云以忠谏获罪，上书愿与云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3)。
   
    事实上，以蔡邕的名气才华和家声师承，他入仕为宦乃是迟早的事情。但他也没有料到，自己的首次应诏入京会发生在这种背景之下，而且是以技艺觐见，并不是他深为自负的经史等学问进用。迫于陈留太守的督促发遣，蔡邕极不情愿地上路了，一路上他尽量拖延时日，恰巧又遇上霖雨数月，道路阻断难以前行，他遂四处游历，观览古迹，并写下了《霖雨赋》、《述行赋》等篇章记录一路的见闻，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沿途所见，一面是遭受霖雨水灾时的凄惨景象，生灵涂炭、百姓冻馁、死伤无数；另一面却是桓帝新修的宫殿，赫然天居、万方并集、穷于巧变。此时的蔡邕，对国家朝政充满了忧患，他满心的愤懑和悲怆，都倾泻在文字之中，他在《述行赋》中写下了极其沉痛的语句：
   
    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徂而并集。贵宠扇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及。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7)。
   
    行至偃师，离京都洛阳已经只有几十里路了，蔡邕终于找到了借口称病辞归，就这样，他将自己首次奉召入京的行程结束于距离京师只有咫尺之遥的偃师。他宁肯隐居乡里，在家闲居玩古，也不愿意应“五侯”之辟，与之苟合。蔡邕首度奉召入京的行为，清晰地凸显着他的一种自我身份标识，即自觉以士人身份与宦官阉竖划下了一条泾渭分明的鸿沟，终其一生，他也从没有逾越过这一界限。然而，这种自视清流、自觉抵抗宦官势力的意识，也为他招来了祸害，成为他多灾多难人生历程的重要诱因。
   
    这次沿途的所见所闻，催生出了《霖雨赋》、《述行赋》等作品，充分体现了蔡邕忧国忧民的意识，他也因此被鲁迅先生誉为“一个有血性的人”。确实，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明白了蔡邕的“取死之道”，就能理解他绝非一个老学究，而是一个有着深重忧患意识的青年士子。
   
    此次蔡邕回乡，共隐居了十年(159-169)时间。在此期间，他曾被州里征辟，他再次将入仕的机会辞让与同郡申屠蟠，在《辞州辟让申屠蟠书》中称：申屠蟠禀气玄妙，性敏心通，丧亲尽礼，几于毁灭，至行美义，人所鲜能，安贫乐潜，味道守真，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节。方之于邕，以齿则长，以德则贤。(7)
   
    自己则闲居玩古，并撰《释诲》一文表明志向：“仆不能参迹于若人，故抱璞而优游……踔宇宙而遗俗兮，眇翩翩而独征。(7)54”表明自己深感世俗名利之隐患，虽已成“华颠胡老”，仍志在隐居。《释诲》实乃蔡邕的明志之作，也是研究其思想的重要作品，故范晔撰写《后汉书·蔡邕传》时，将《释诲》全文收入。
   
    3. 3　斥言金商，名动天下：中年入仕的经历
    建宁三年(170)，蔡邕终于应司徒乔玄之辟出仕，这一年，他已经三十八岁，乔玄对他也甚为敬重。此后一段时期，他在仕途上较为顺利，“出补河平长。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到光和元年遭遇金商门之祸时，蔡邕一共在朝九年。其间，他完成了几件于后世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
   
    其一，他从灵帝车驾上原陵祭祀，从这一制度中体察到了明帝的纯性至孝，这些思想正好和他心目中对孝道的理解相吻合，以此事为出发点，在太傅胡广的启发下，他将这些典章制度记录下来，编成《独断》一书，并在日后漫长的时日中逐渐补充完成。《独断》是蔡邕在撰集汉事过程中所记的部分史学札记[7]，其中多“采前古及汉以来典章制度、品式称谓，考证辨释，凡数百事”，被四库馆臣誉为“考证家之渊薮”。
   
    其二，这一时期蔡邕还倡议并参与正订了《五经》文字[8]。《后汉书·宦者列传》称：“诸博士试甲乙科，争弟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蔡邕深感“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他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人，上书“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灵帝的许可之后，蔡邕以自己在经学和书法上的造诣，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这一任务，他“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史称“熹平石经”。
   
    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