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以来杜甫为诗学之宗师，家传而人诵之，出现了“以杜为正经，余为兼经”的文化现象。作者对此作了解读，认为杜诗是诗教文明的结晶，具有比肩《诗经·大雅》的文化地位。文化中国养育了杜甫，杜甫又以自己对文化中国的诠释和坚守，对文化中国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杜甫是文化中国“诗教”星空的北辰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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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教 北辰之星

    千百年来，杜甫诗“为诗学之宗师，家传而人诵之”①，成为历代如同儒经一样重要的乡弦家诵的读物，出现杜诗乃经书，“以杜为正经，余为兼经”②的文化现象，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宋人曾噩《九家集注杜诗序》说：“独少陵巨编，至今数百年，乡校家塾，龆总之童，琅琅成诵，殆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况其遭时多难，瘦妻饥子，短褐不全，流离困苦，崎岖堙厄，一饭一啜，犹不忘君，忠肝义胆，发为词章，嫉邪愤世，比兴深远。”③唐宋人早把杜甫视为诗之圣人，把杜诗视为诗之“圣经”（清·刘沅语），这一文化现象实说明杜诗对“文化中国”的诠释及其对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姑作一小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杜诗是文化中国《诗教》文明的结晶，具有比肩《诗经·大雅》的文化地位

    杜甫去世不久，世人虽知杜甫诗写得好，但并没真正认识到杜诗的价值，尤其是东部人对其评价不是很高。特别是在当时中国东部江左人的眼中：“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竟然“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④唐人樊晃分析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⑤故当时就有人为杜甫鸣不平：“直用天才众却瞋，应欺李杜久为尘。南荒不死中华老，别玉翻同西国人。”⑥（唐·杨憑：《赠窦牟》）这里说到了唐代江东人瞧不起西部人的文化现象，以致于李杜都埋没风尘，更未把杜诗放在眼里。至中唐以后，韩愈等人对杜诗开始推崇备至：“独有工部称全美，当时诗人无拟伦。笔追清风洗浴耳，心夺造化回阳春”⑦，杜诗具有《诗经·大雅》一样的地位，已为当时有识之士所认识。韩愈称赞“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⑧，把杜诗视同“光焰万丈长”的文章，在中华诗统上具有至上地位：“至于子美……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⑨，这种赞誉就是从中唐以来开始的。到宋人已普遍认为“李杜文章万丈高”。⑩

    不仅当时中原人士对杜诗形成“诗圣（指人）——圣诗（指诗）”的共识，这种共识还传播到四周少数民族：“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11“南荒不死中华老”，这是杜诗对中华民族大一统文化的一个贡献。韩愈还进一步说到了这个贡献以蜀文化的“文宗”为最大最高的文化现象：“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12韩愈在这里高度称赞蜀人陈子昂、李白和巴蜀文化孕育出的杜甫对盛唐文章气韵所做的“天下第一”的奉献。唐人薛能更进一步把蜀文化对唐朝文化的贡献总结为“风雅尽在蜀矣”。13风雅在蜀，文宗出西蜀，是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至于这之后对杜甫作为诗圣的评价，已为大家所熟知，不再赘述。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杜诗对盛唐时代雄阔大雅的气象和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所作的深刻挖掘和描绘，使杜诗具有“大雅”的地位，使杜甫具有“诗圣”的地位。这可从三方面说明：

    一是杜诗有《诗经·大雅》的浩然之气：“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14，“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焉。”15特别是杜甫“外师造化，内得心源”，“不著心源傍古人”，16得到元稹的高度称赞。文以气盛：“文于一气间，为物莫与大”17，《孟子》一书的灵魂就在于充塞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这个“气”指的是“荣华一旦世俗眼，忠孝万古贤人芽”，18“忠孝”是浩然之气的核心。这种文化精神和文章气韵充分体现为盛唐气象，而深得这一气象“心源”的是杜诗，故杜诗获得同《诗经·大雅》同等的地位，历代诗人都认同其诗作为“大雅之作”，等同于文之儒经对文化中国的贡献，被视为诗之儒经。正如宋人陈善所说：“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19

    二是杜诗皆备古今体势。元稹认为“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尊”。20如果说，中国诗统由《诗经·大雅》开其源，那么，杜诗可谓奠其基，对中华诗学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独有工部称全美，当日诗人无拟伦”。21

    三是杜诗不是“自鸣其不幸”，而是“鸣国家之盛”22。韩愈以杜诗为重点，特别分析了盛世百家争鸣，则文章繁盛，国家兴盛的道理，这是文化中国的一大特色。“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23一个国家的文化，只有形成百家争鸣的气象才能兴盛：“言者无罪，闻者作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24，这是“鸣”则能促进人人向上积极性发挥的道理所在。这个传统自《诗经》以来即有之：“昔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复能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25“鸣”的最高境界是“鸣国家之盛”，而不是“自鸣其不幸”，“所谓忧在天下，而不为一已失得也”26，“殊不知老杜一言一词，未尝不在于忧国恤人”，27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杜诗是承风雅而鸣国家之盛的典范，“子美以诗鸣，古今无对手”，“杜子美诗古今绝唱也”，28故历代被奉为“风雅”经书而家习弦诵。这是“文化中国”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也是中华民族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大特色。南怀瑾先生说：“立国之本是文化”。中华民族历经千年万载，其本在文化。从这个高度看，难怪历代人要把杜甫诗视同诗之圣经。“发愤一鸣，声落万古，儒家仰之，几不减六经。”29

    关于诗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的总认识，唐人白居易有这样的看法：“夫文尚矣！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而“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孕大含深，贯彻洞密”，“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宝。”30从这段话不难理解，诗是得民心，渲导人心，补察时政得失的首要文化宝器，具有国之大柄大宝的地位，故孔子把诗教和礼教，放在儒经教育的首位，这可说是历代古人都认同的主流意识。因此，说杜诗是儒家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大雅地位，关乎国运，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二、杜诗对“文化中国”的诠释

    文化是中华民族之魂，是民族精神的特质。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内的各民族从来不是以血缘来划分，而是以文化的差异和高低来划分。从文明起源时代起，中华文明就因各地域的不同而形成满天星斗的文明起源地。这些文明起源地因文化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地域与民族的特色，又因文明的共通性，特别是认同华夏与认同中原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而又自古即形成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文化共同体。不管内部是合是分，是统一还是纷争，这个文化共同体只有越来越凝聚，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具有向心力。这是我们中华文明五千年连续承接不断，为世界四大古文明所独有的现象的秘密所在，也是文化中国的特殊魅力。历代诗人对这个文化中国的诠释，都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不同的贡献。

    杜诗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对文化中国的诠释和坚守，是杜诗最大最独特的贡献。这可从下列几方面说明：

    （一）杜诗对心向中原、心向华夏，认同华夏民族凝聚力的深入挖掘与独特描绘。

    杜甫最欢快的心向中原的文化心理的体现，是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泣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31杜甫在此诗后有个“自注”云：“余田园在东京”。32此诗表达了“欲离蜀还乡”33，穿过巴峡、巫峡即到中原的欢快心情，尤其是诗中的爱国激情十分可贵：官军收复中原，中原再度成为国家和民族凝心聚力的标志，令诗人的爱国主义激情如青春作伴一样迸发出来。

    最有趣的是：杜甫从巴蜀山水倾向中原的自然地势的观察出发，以比兴手法，描绘了蜀人心向华夏的民族向心力。蜀人心向中原，认同华夏一系的民族凝聚力起源很早。巴蜀文化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式起源的一个重要摇篮，有其独立的始源，尽管如此，早在春秋以前，古蜀蚕丛、鱼凫之世，蜀人就已把自己的祖先同黄帝、颛顼、大禹一系相联系，认同中原炎黄—华夏一系是自己的祖先。在巴蜀文明秦汉以后的发展历程中，更不乏蜀人与中原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的例子。所以，巴蜀文明的发展历程，也就是不断增强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民族向心、国家凝聚的历程。杜甫正是以中原人的文化心理来描述巴蜀心向中原的文化特点的。

    杜甫是中原人，他带着中原文化的眼光看出剑门群山峰头石角皆向北俯首，有趋于中原的自然之势。杜甫《剑门》诗：“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34杜甫以心向中原的文化心理观察出蜀山石峰石角皆北向的奇特自然景象，“若四海一家，统制乎天子”，以此表达诗人反对割据，恢复中原的爱国主义感情，故宋人郭知达在《九家集注杜诗》注中认为这首诗是写“剑山上石皆北向，如拜伏状”，“赵（彦材）云：先言地形虽险而有趋中原自然之势。观剑门之山，虽抱西南而石角北向则有面内（即面向中原）之义”，示“朝上国而不背之也”。35这种心向中原凝聚，反对地方割据的心理，就是今天广元、剑阁一带朝天岭、朝天程、朝天峡、朝天关、朝天驿、朝天水驿等名称的由来。“向帝都者谓之朝天门也”。36朝天者，朝向中央王朝也。特殊的向北倾伏的自然地势，易于使蜀人神与物游，联想而生北向中原中央王朝的文化心理，在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和凝结的牢固链条上增加了新的形象思维结晶和历史闪光点。在西蜀的历史语境中，蜀人自古即是黄帝、昌意、颛顼一系降居江水、若水，夏禹兴于西羌的产物，是华夏族中原文化体系内翼生出来的。这种心向华夏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源远流长，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而成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

    杜诗对这一特殊文化现象的描绘，是因其具有对文化中国的核心精神的认识才产生的。这种认识已经成为诗人的灵魂和民族价值观的根本，这才可能用在对山川的观察和描绘上。

    （二）杜甫反对地方分裂割据势力，维护民族统一与团结的文化情结，为文化中国的传统进一步增添了内在血脉，增添了向上与前进的文化活力。这是历代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的向往和理想。

    宋代马永卿等人特举杜工部《严公厅宴同詠蜀道画图》一诗，分析了杜甫的中国山水相连，中国各族血脉相系，不可割据，反对民族分裂的思想。

    杜诗：“日临公馆静，画满地图雄。剑阁星桥北，松州雪岭东。华夷山不断，吴蜀水相通。兴与烟霞会，清罇幸不空。”37宋人马永卿认为这首诗表明“是时武跋扈微有割据之意，杜甫于诗讽之云，山不断，水相通，以言蜀道不可割据也。幕下有益于东道者如此。”38作为严武的幕僚，杜甫是用民族团结的大义来辅佐东道主节度使严武，帮助其做说服和规劝的工作。杜甫对西蜀汉蕃关系有深入的观察和思考。他认为西川的松州（今松潘）、维州（理县）、保州（理县新保关）等少数民族区域，与西蜀汉族文化区域山水相连，应友好往来。杜甫的反战思想在《三吏》、《三别》中有鲜明表现，其中有关华夷民族关系的处理，也是杜甫关注的对象。“华夷山不断”是说华夷（汉族与少数民族）相连的地脉，实质就是指的中国文化的根脉。“吴蜀水相通”是说吴与蜀（东部和西部）依靠长江文化龙的一脉相系，实质就是中国文化的血脉。杜甫是从文化中国的视野高度对祖国山川地势加以观察的。所以，他希望早日平定西山叛乱，39“雪山斥候无兵马，锦里逢迎有主人”，40雪山民族地区不再有分裂割据势力，锦里汉族也要以主人翁态度与少数民族平等和睦相处。“黄河南岸是吾蜀”，41黄河文化与长江上游的蜀文化都是中华一体的文化，所以，“愿驱众庶戴君王”，众庶老百姓都须忠君爱国。“百川赴巨海，众星拱北辰”，42杜甫这种鲜活生动的爱国思想，既是对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的传承，也是为这种核心价值增添和注入了鲜活向上的精神动力，是对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的传统和精神纽带增添的新的闪光点。

    （三）杜诗用崇尚自然、上善若水的天地乾坤之道看待文化中国是个天、地、人大一统的大中国。

    宋人方勺说：“诗中用乾坤字最多且工，唯杜甫。”43如：“乾坤万里眼，诗序百年心”，“乾坤一草堂”，“乾坤一腐儒”，“乾坤日夜浮”，“无力正乾坤”，“纳纳乾坤大”，“乾坤水上萍”，“乾坤一战收”，“乾坤绕汉宫”，“开辟乾坤正”44等等，皆表现出杜诗中那种天地人自然之图的宏阔大气。杜甫心目中的中国，是乾坤自然天地人合一的文化大中国。他的诗确也具有涵盖乾坤的高度，不只是写世间人事的诗史。宋人叶梦得认为其诗“涵盖乾坤”，“谓泯然皆契，无间可伺”45，有禅意，这是很恰当的。这里说的“禅意”指的是仰望星空、涵盖乾坤的精神家园，是儒释道皆相通的。杜甫是成于儒，归于道，融于佛的，这都是文化中国的主干文化。正如宋人胡铨所说：少陵“仰观天宇之大，俯察品汇之盛”，“天地之间，恢诡谲怪，苟可以动物悟人者举萃于诗。”46感动物象与感悟人生，在杜甫诗作里是统一的。

    除“乾坤”一词外，杜甫也常用“赤县神州”的大小九州概念，如“闻君扫却赤县图”，47“赤县官曹拥材杰”，48“居然赤县立”49等观念，展示出中国是个人才杰出奔拥的文化大国。

    早在宋代，人们不仅对杜诗作为“诗史”的现实主义一面有高度评价，而且对杜诗的另一面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包括宇宙，千古磊落的浪漫主义精神和总览天地人的大一统宇宙观也有深深的感触。宋人认为杜甫“凌万乘以峥嵘之气，貯千古以磊落之胸，洗宇宙而一空者，大哉，诗人之宗乎！”50把浪漫主义的统体文化观，视为杜诗的灵魂和根本，乃“诗人之宗”，这是很有见地的。其实，汉代司马相如的赋就以“包括宇宙，总览人物”，“错综古今，控引天地”为赋之心和赋之魂，这一浪漫主义传统成为“西蜀自古出文宗”坚守的精神追求。杜诗有这一特点，正是西蜀文宗浪漫传统承传的表现，这是“文化中国”共同家园中坚守的情怀，是仰望星空、洗空宇宙的文化想象力的结晶。 

    三、杜诗对文化中国的坚守

    文化中国的灵魂是文化，是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杜甫对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坚守，是杜诗最为闪光耀眼的璀璨明珠。这一坚守文化中国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下列五方面：

    （一）忠君爱国的忠肝义胆。

    表现杜甫忠君爱国思想的诗篇最集中的是“赴奉先县吟怀五百字”，宋人黄徹认为这是老杜的一篇“心迹论”，51充分展示出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情怀。“少陵在布衣中，慨然有致君尧舜之志”，52“忠义之气，兼君爱国之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53“少陵有句皆忧国，陶令无诗不说归”。54杜诗每一首都浸透了忠君忧国之情。“先生英灵之气，在天而不在地；文章光熖之气，在万世而不在一方”。55

    （二）自比稷与契，“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56的匹夫有责的担当。

    明清之际顾炎武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道义传统。杜甫常常谓自己“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57由此“又知其许国而爱君也。”59

    （三）忠孝为本的人情与亲情。

    宋人黄徹说：杜诗“盖其语默所主，君臣之外，非父子兄弟，即朋友黎庻也。”60“上怀犬马恋，下有骨肉情”，61这就是杜甫情的大爱所在，故梁启超又称杜甫为“情圣”。其情是从《孝经》开始的，“群书万卷常暗诵，而孝经一通，独把翫在手，非深于经术者，焉知此味乎？”62

    若论诗的“发于情，止于忠孝”，苏轼认为无人能与杜诗比肩：“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其最大的原因是杜甫“一饭未尝忘君也，”63此论对杜诗以忠为本的情旨，可谓独得肯棨。

    （四）重民生的情怀。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茅屋歌”为历代所称赞，表现了诗人天下为公重民生的情怀。宋·赵抃说杜诗是：“天地不能笼大句，欲厚民生意思深”，64这是杜诗的独特魅力所在，也是杜诗“使人凛然兴起，肃然生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65的原因所在。宋人喻汝砺说：“杜少陵歌诗一千四百有余篇，考其志至文，未尝不忘君父而斯民是忧”，66杜甫全部诗作都浸润贯穿了“厚民生、解民忧”这一精神。

    “子美千间厦，香山万里裘”67，杜甫“茅屋歌”与白居易的“万里裘”歌，都体现了他们以民为本，悲天悯人，忧乐天下际的心胸气节，白居易的“万里裘”歌还是仿杜甫意境而来的。但若把二人相比较，则其意境与心胸有高下之别。宋人黄徹说：“子美诗意宁苦身以利人，乐天诗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较之，少陵为难。然老杜饥寒者也，白氏饱暖而悯人肌寒者也。”68老杜的“苦身以利人”，当然比白氏“推身利以利人”的境界更高一筹。杜甫是无论在任何忧乐境遇中都是把贫穷黎元黔首的忧乐放在第一位的，这是以人为贵的文化中国之魂长期薰染的结果。

    （五）爱祖国爱乡土的深厚情感。

    爱祖国爱乡土情怀的培毓，是爱国主义感情的起始点。列宁对此有过专门论述。杜甫对祖国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描绘之深之多，世所罕见。“国破山河在”，山河含情也。“城春草木深”，春意乃历经劫难的中国的灵气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鸟皆有情于时代，何况人乎？随便举几句，都洋溢着最深刻的爱恋祖国山河之情。值得指出的是，杜甫对于成都草堂的一往情深，“其心则未尝一日不在草堂也”69，杜甫草堂是杜诗爱国主义情怀深化生长的一个重要钟灵毓秀地。扩而言之，巴蜀乡土作为杜甫的第二故乡，为杜甫提供了深厚的云树之思和乔木之恋展示的宽阔舞台，是杜甫热爱祖国乡土的爱国主义情感的重要孕育地。

    总之，杜诗体现了对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坚守，对文化中国立于天地之间的坚定信念，杜诗是中国“诗教”文化宝库中靓丽的明珠，它对中华民族终极核心价值的形成和解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故“杜子美诗格力自大，雄夸百代，为古今诗人之冠”70，“为古今绝唱”71。苏轼甚至认为杜甫“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72这种说得有点绝对的深厚景仰之情，正是从杜甫对文化中国的坚守和信念中生发出来的。

    文化是中国形成和发展的灵魂，是中华民族凝心聚力的血脉，是中国人共有的精神家园。由甲骨文最早的表示旗杆为中心号令的“中”字，扩展到京师称“中国”，再发展到整个国土称为“中国”，这是一个文化立国的历史过程，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越来越强的历史过程，是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文化中国是养育历代知识精英的肥壤沃土，而历代知识精英对文化中国的历史遗产和现实发展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杜甫对文化中国的解读和贡献，主要是“诗教”。立于礼，言于诗，孔子倡导的“诗教”，是儒家文明的结晶，是文化中国的一个重要象征。唐代是儒家文明的经书法典化、发展高度化的重要时期，其最光亮的闪光点是诗与诗教发展到最高度，而站在这个最高度顶端上的是杜甫。杜甫是文化中国的诗教孕育出来的，反过来，他对文化中国诗教文化的发展又作出了最杰出的贡献。

    在文化中国发展史上，历代都有不少众星拱北辰一样的文化路标，杜甫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路标。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闻一多语），是中国诗教的正气至音，是文化中国星空中诗教王国里的一颗北辰之星。

    注 释

    ①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跋》，华文轩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第三册697页，中华书局1964年8月第一版，1982年1月第3次印刷。（以下简称《杜甫卷》，不再注明版本）

    ②宋·吴可：《藏海诗话》，《杜甫卷》第二册386页。按：“正经”与“兼经”是儒家经典的划分法。吴可以“正经”和“兼经”的视野看诗赋，认为杜诗相当于“正经”，而李白、小杜、韦苏州、王傥、退之、子厚、东坡及苏门四学士之类，皆“兼经”。

    ③宋·曾噩：《九家集注杜诗序》。按：曾噩在该序中特别交待了“少陵诗巨编”在唐诗中独一无二的地位。

    ④⑤唐·樊晃：《杜工部小集序》，《杜甫卷》第一册7页。

    ⑥唐·杨憑：《赠窦牟》，《全唐诗》卷289.

    ⑦1821唐·韩愈：《题杜工部墳》，《杜甫卷》第一册11页。

    ⑧唐·韩愈：《调张籍》，《杜甫卷》第一册第9页。

    ⑨20唐·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係铭并序》，《杜甫卷》第一册第14页、第16页。

    ⑩宋·周紫艺：《太仓秭米集》卷十，《杜甫卷》第一册266页。

    11唐·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杜甫卷》第一册16页。

    12唐·韩愈：《荐士》，《昌黎先生集》卷二。

    13唐·薛能：《海棠并序》，《全唐诗》卷五百六十。

    14唐·元稹：《叙诗寄乐天书》，《元氏长庆集》卷二十。

    1516唐·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係铭并序》，《杜甫卷》第一册第14页。

    17唐·皇甫湜：《题浯溪石》，《杜甫卷》第一册12页。

    19宋·陈善：《杜诗高妙》，《扪蝨新话》上集卷一，《杜甫集》第二册334页。

    222325唐·韩愈：《送孟东野序》，《昌黎先生集》卷十九，《杜甫卷》第一册第11页、10页。

    2430唐·白居易：《与元九书》，《白氏度庆集》卷四十五，《杜甫卷》第一册18页、17页。

    2627606168宋·黄徹：《蛩溪诗话》卷十，《杜甫卷》第二册第489-490页、第486页、488页、485页。

    28宋·李纲：《重校正杜子美集序》，《丁甫卷》第二册277页。

    29宋·邹浩：《送裴仲孺赴官江西叙》，《道乡先生文集》卷十一，《杜甫卷》第一册161页。

    313233343537宋·郭知达编注：《九家集注杜诗》卷二十四、卷六、卷二十三。

    36《三朝北盟会编》卷49。

    38宋·马永卿：《嫩真子录》卷四，《杜甫卷》第一册288页。

    3940宋人郭知达认为该诗主旨是“谓西山之乱靖也”，见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卷二十五：“将赴成都草堂途中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二）”。

    41杜甫：《黄河二首（其二）》，《九家集注杜诗》卷十一。

    42宋·王谠：《唐语林》卷二，《杜甫卷》第一册135页。

    4344宋·方勺《泊宅编》卷二，《杜甫卷》第一册213页。

    45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杜甫卷》第一册228页。

    46宋·胡铨：《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十三，《杜甫卷》第二册329页。

    47杜甫：《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九家集注杜诗》卷四。

    48杜甫：《投简成华两县诸子》，《九家集注杜诗》卷七。

    49杜甫：《桥陵诗三十韻因呈县内诸官》，《九家集注杜诗》卷二。

    50宋·朱翌：《杜子美画像赞》，《隐居通议》卷十七，《杜甫卷》第二册305页。

    51宋·黄徹：《蛩溪诗话》卷十：“余特目此诗（杜甫诗）为心迹论也。”《杜甫卷》第二册490页。

    5253566265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下，《杜甫卷》第二册315页、321页、322页。

    54宋·周紫艺：《太仓秭米集》卷十，《杜甫卷》第一册266页。

    55宋·徐得之：《重修杜工部祠堂记》，《永乐大典》卷8648“街”字韻，《杜甫卷》第三册707页。

    57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九家集注杜诗》卷二。

    58杜甫：《北征》，《九家集注杜诗》卷三。

    59宋·张表臣：《珊瑚鉤诂话》卷一，《杜甫卷》第二册298页。

    63宋·苏轼：《王定国诗集叙一首》，《东坡集》卷二十四，《杜甫卷》第一册99页。

    64宋·赵抃：《赵清献公集》卷八，“题杜子美书室”，《杜甫卷》第一册74页。

    66宋·喻汝砺：《杜工部草堂记》，《成都文类》卷四十二，《杜甫卷》第一册238页。

    67清人叶舒璐《读杜白二集》云：“子美千间厦，香山万里裘。”这两句是集杜、白二人诗而成。“千间厦”指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万里裘”是指白居易的《新制布裘》：“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和《新制绫袄成，感而有詠》：“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

    69宋·葛立方：《韻语阳秋》卷七，《杜甫卷》第二册435页。

    70宋·孙觌：《浮溪集序》，《杜甫卷》第二册260页。

    71宋·孙觌：《押韻序》，《杜甫卷》第二册261页。

    72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一首》，《东坡后集》卷九，《杜甫卷》第一册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