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诏书只是个草稿。按唐代制度，诏书由中书省官员或皇帝指定之人起草，再由门下省审核，而后誊抄一份，盖印生效。现在这个稿子，还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晚来半步，就任凭是谁也无力回天了！

    此时上官仪可能是趁机溜掉了，高宗面对武后，羞愧不已。

    武后当即跪在高宗面前自辩，问自己到底有什么过错，要被夫君休掉？

    高宗只好从实招来，说是王伏胜举报云云。武后则辩驳道，王伏胜并不在后宫值勤，他何以知晓有“厌胜”的事？

    高宗无言以对。

    随后，武后不卑不亢地陈述了几年来辛苦辅政的事，软中带硬地问，为何不信妻子却信一个奴才，竟然不顾夫妻之情，妄弃无辜？

    这一问，一下就把高宗给制服了，连忙收起诏书草稿，但仍是惊魂未定，生怕武则天怨恨，便说：“是上官仪教我！”

    武后听了，恨道：“好，好！”起身就回了后宫，高宗只得乖乖地跟在后面。

    两人在后宫密谈了很久。高宗想想，自己做得实在不对，便连连道歉，待武后亲密如初。

    这个废后的事，高宗想得太天真、也处理得太轻率了。武则天当皇后，迄今已有八年多，一直注意培植亲信。辅政之后，权力等于半个皇上，有权就有势力在，就会有人拼死维护。哪里会像王皇后，一纸诏书就能给打倒。现在要扳倒武后，不辅以武力，万难成功，跟文臣密谋能成什么事？何况高宗还是个“妻管严”，当面交锋，一触即溃。

    最冤的还是上官仪。他在这场风波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正史不载。如今不同立场的武则天传记，有不同的说法。甚至有人说，是他唆使宦官王伏胜坑害武后的，在事件里充当的是主谋。但大多数史家还是认为，他不过附和了高宗的意图罢了。

    上官仪是个做诗的好料子，放着好好的五言诗不做，登上了宰相位置，这里就潜伏着悲剧因素。他受高宗和武后的器重，任宰相一年多，就达到了“独持国政”的地步。这已经是与武后的权力有所冲突了，居然还这么不小心，卷入了皇帝两口子的矛盾，犯了“疏不间亲”的大忌。

    北方老农有言：小两口闹别扭，炕头掐架，炕梢和好。外人掺和进去，不当牺牲品才怪！

    这场风波其实非常凶险，武则天之所以能举重若轻，一番言辞就把危机化解了，是因为她抓住了高宗的弱点。但是事情不能这样就算完，发难者、附和者，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

    武后要杀鸡给猴看，好压制住潜在的反对派。

    高宗被厉害老婆逼得无路可退，只好随她去了。

    于是上官仪就成了武后要杀的鸡，成了被高宗甩出来的替罪羊。

    其实无论在哪里、无论是哪个时代，都有关于上下级关系的“三铁律”：一是上级永远英明，下级永远愚蠢；二是上级永远正确，错误都是下级犯的；三是上级错了也没事，下级跟着错就要负全责。

    上官仪吃透了做诗的格律，却没吃透伺候上级、特别是伺候皇上的禁忌。他付出的代价是：一颗才思敏捷的脑袋！

    能把上官仪和王伏胜牵到一起的线索，很容易就给找到了，那就是废太子李忠。上官仪和王公公的命太苦，居然都跟李忠有点儿瓜葛。在李忠为陈王时，上官仪是王府的谘议参军，王伏胜也曾经服侍过李忠。

    李忠是身份何等敏感的人物！有这些关系在，就足够了。武则天开始动手报复，她授意许敬宗，诬告上官仪和王伏胜教唆故太子李忠“谋大逆”。

    太子（法定接班人）本来就容易被扣上谋逆的帽子，故太子，那就更是“只欠砍头”的角色了，至今还能活着就是奇迹。

    这道奏表一上，高宗心里暗自叫苦：这是要折我的臂膀啊！但是为了平息武后的怒气，他只好准了奏。

    麟德元年（664年）十二月，上官仪被逮下狱，和他儿子上官庭芝，还有王伏胜，一并砍了脑袋，家属也被籍没。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那时还在襁褓中，也跟着做了宫婢的妈妈入了宫。

    两天后，废太子李忠被赐自尽。

    事情还牵连到刘祥道，他因“与上官仪交通”而被罢右相，留任司礼太常伯（礼部尚书）——他一直就在往后躲，但秋后算账还是找上他了。【原标题：铁腕平息“废后”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