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是中国画的一种，来源于古代的“门神画”。它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绘画体裁，是中华民族祈福迎新的一种民间工艺品，是一种承载着人民大众对未来美好憧憬的民间艺术表现形式。
　　
    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先生说：“滑县木版年画是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一个惊人发现。”
    龙年二月二，“龙抬头”的好日子，随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滑县木版年画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耿建社敲响的锣声，“河南滑县木版年画展暨郑州文交所权益产品‘中国神话——滑县木版年画雕版’上线仪式”正式启动了。一种失落的文明，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中州大地上尘封数载的奇珍异宝，此刻通过郑州文化艺术品交易所这个平台，实现了与资本市场的对接，为这一濒危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续发展和发扬光大注入了新的活力。
　　
    滑县木版年画始于明洪武年间，鼎盛于清代，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人物造型生动传神，构图层次分明，画面明朗清新；色彩丰富、绮丽雅致，具有浓厚的国画韵味。每一幅年画都是当时社会风貌、民俗风情的生动写照。相较于其他年画，无论是在体裁、题材还是绘画风格、制作工艺上，滑县木版年画都个性鲜明、独树一帜。
　　
    滑县木版年画主要取材于释道儒三教人物、百业诸神、祈愿年画等，以中国神话人物、典故以及福、禄、财、喜、寿为表现题材，以族谱、中堂、对联为主要表现形式，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经典体现。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曾这样评价，“滑县木版年画是一个惊人的发现，是半个世纪以来新发现的一个年画品种，是‘原生态和活化石’，因此它是一个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次交易的权益产品是由150件民间世代流传至今的年画母版孤品、绝品和现代年画大师创作的年画母版共同组成的共有权益产品资产包。在农历年前腊月二十八的认购中，仅仅一天时间就销售完毕，显示出了资本市场对这种资产包的青睐和其巨大的价值上升空间。
　　
    仪式结束后，在文交所董事长王迪的家中，《魅力中国》对这次权益产品上线的几位直接参与者和操作者做了独家专访。

    王军：寻找滑县特色的文化符号
　　
    《魅力中国》：请问王军副县长，“中国神话”这个名字是哪位提出来的?是否符合滑县木版年画的特色呢?
　　
    王军：这个名字是王迪董事长起的。很有智慧的一个名字。
　　
    我是从省商务厅刚到滑县去任职的。在去滑县之前，我就一直在想，有什么东西能够代表滑县呢?我从网上查，结果查到了道口烧鸡。当然不是说烧鸡不好，只是我希望能够寻找到一种有文化积淀的，方便收藏的，可以代表滑县特色的文化符号。道口烧鸡显然不太符合要求。你想，外面来一些领导和朋友，你送些烧鸡过去，当天吃掉就没有了，第二天未必能想得起来。也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把烧鸡忘在了车上，等到想起来的时候，已经坏掉了。后来看到咱们滑县还有木版年画这样一种很不错的民间艺术，就留心了。
　　
    到任之后的第二个星期，我就把文化局长请过来，详细了解了一下木版年画在滑县的发展，又和他一起到木版年画博物馆去看了一下。不看不知道，原来滑县木版年画这么好。那几百块古版，保存得这么完好。我觉得，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是一定要在我们手里发扬光大的。
　　
    我觉得“中国神话”这个名字起的非常好。滑县年画就是以各路神仙为内容主体的。要是能够更进一步地发掘一下年画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一定是大有可为的。
    打造专业村，助推文化大发展
　　
    《魅力中国》：我们知道，中国历代以来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任何事业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想要做大做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滑县木版年画的传承和发扬上，滑县政府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王军：作为政府方面的相关负责人，我觉得，民间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需要我们政府做的事情很多。咱们滑县木版年画，凝聚的是千百年来豫北地区老百姓口耳相传的故事，凝聚的是深深植根于民间土壤的草根精神。要想对外大力宣传我们滑县，不能仅靠一些物质产品，更重要的是把精神层面的东西推到前台去，“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当然这个搭台绝不仅仅是表面意义上的做个样子就完了，怎样系统地整理发掘年画背后的文化精神，怎样把这样一种文化精神宣传开来，形成一定范围内的认同，是我们现阶段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当然，推广木版年画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上的推广，更关键的是如何在推广它的基础上，让从事这方面创作生产的老百姓得到真正的实惠，能够让他们足不出户就能挣到钱，能够有效地改善生活，我觉得，这才是木版年画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得以继续传承和发扬的基础。
　　
    下一阶段我们打算把老店镇马兰村作为一个核心，重点打造一个木版年画专业村。同时依托郑州文交所、洛阳英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魅力中国》杂志社这样一些平台，把各方面的力量汇聚起来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滑县民间文化的发展，达到共赢多赢。
　　
    《魅力中国》：打造年画专业村，确实是一个将原来分散经营的手工艺人集合起来的好办法。这方面您又有什么考虑呢?
　　
    王军：过去，我曾经去过中国国家画院，跟杨晓阳院长有过很深入的交流。他对我提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你看啊，现在咱们都知道梵高的画毕加索的画很值钱，一幅都能卖到好几亿人民币。可是咱们中国的大师呢?像白石老人、徐悲鸿、李可染他们的画，拿到市场上就卖不了这么高的价格。不是这些中国大师的画不好，而是世界对他们的了解还是太少了。我想一旦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更多地了解中国画，价格肯定会上去的。虽然文艺作品的价值不能简单用价格去衡量，但是价格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市场或者说是市场上的投资人对这种文化的认同。
　　
    前段时间，我又跟杨院长通过一次电话。在电话里，他告诉我，他要把中国国家画院打造成世界一流的画院。第一步就是从改善画家的生活和创作条件入手。他要给画院的每一位画家配备一个500平方米左右的画室。这个画室里包括生活空间和创作空间，都按照一流宾馆的形式去建造。同时，给每个画家很高的待遇，让他们不再为生活发愁。在这个基础上，让他们自由去创作，不加任何的限制。
　　
    相对而言，咱们民间手工艺人的生存条件，就艰苦太多了。在饿着肚子的时候，还能有多少创作热情呢?民间有很多很好的艺术形式，但是如何把这些社会底层的东西推向市场，就需要一个平台，一个推手。单单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广泛利用社会资源才行。郑州文交所就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平台。这一方式也很符合卢展工书记提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国家提出的文化强国战略的要求。
　　
    《魅力中国》：请您展望一下滑县木版年画的未来。
　　
    王军：很多人都知道中国有“年画四大家”，天津杨柳青、河南朱仙镇、山东杨家埠和江苏桃花坞，可是一直以来，很少有人知道滑县木版年画。其实滑县木版年画已经在豫北传承发展了500多年了。冯骥才先生看到滑县木版年画时，说它们是“一种失落的文明，中州大地上一个被遗忘的历史辉煌”。我觉得评价非常到位，恰如其分。
　　
    咱们滑县的年画，跟传统的四大家的年画相比，是有自己非常鲜明特色的。滑县的年画主要以神和族谱为主，这些历来都是让人敬重的东西，是人们骨子里根的东西。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文明史和文化史，很多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其实都是在民间传承和发展的。多少年来，中国人的心中，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文化的烙印。
　　
    现在群众富裕了，很多人家都在盖新房。有了新房自然就需要装饰。如果完全按照西方文明来装饰老百姓的房子，很多时候是不被认可的。可能有些年轻人会觉得西方的东西比较先进，乐于去模仿，但是稍微上点岁数的人还是喜欢在家里放些跟老祖宗跟传统文化有关的器物。我们通过走访考察发现，年画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市场需求的。年画不仅仅是一幅画，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一种文化的归属。通过咱们的努力，能够让大家经常看到年画，并且能够讲出年画背后的故事，逐渐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认可，其实也就是华夏文化一种潜移默化的传承。
    发现“活化石” 唤醒儿时记忆
　　
    《魅力中国》：是谁最先想起来要把滑县木版年画包装起来推向市场的呢?
　　
    王迪：这个得让洛阳英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范女士来讲讲了。
　　
    范女士：既然王董事长点名了，那我就说两句。
　　
    我是70年代的人，小的时候，就盼望着贴年画。因为贴了年画就意味着快到春节了，又能穿新衣服吃白面饺子了。我想在座的大部分人都跟我一样。小时候贴年画，不光是大人很认真，就连我们也有一种很朴素的庄严感在里面。但是现在不同了。离开老家出来上学工作，很多东西都慢慢淡忘了。收入高了，生活水平上去了，渐渐地也就不在意过年的新衣服和各种好吃的了。前几年回老家去，看到老房子里还保留着挂年画的轴，但是画已经都没有了。又想起小的时候贴年画的那种感觉，回味那种对老天爷、老灶爷、观音菩萨的崇敬，再对比一下现在的春节，过去虽然没有电视没有晚会没有那么多娱乐方式，但是对春节本身的感受是深沉的。对上天的敬畏，对祖宗的崇敬，就在祭拜时那一炷香一叩首之间，完全地体现出来了。而现在呢?更多的是一种浮躁在里面，没有神圣感、仪式感了。
　　
    去年的9月，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省政法委的吴培柱在一起闲聊，就在我们现在坐的地方。说起滑县的时候，他告诉我，在滑县还保存着很原生态很古老的木版年画，打算努力把这个年画推广出去。当时他的老乡段宝江（音）带来了几张，内容就是灶王爷。心里面潜藏着的儿时的记忆，一下子就被唤醒了。
　　
    《魅力中国》：于是，你们就动了念想了。
　　
    范女士：当然具体推动者还是王迪董事长。我们只能说是很朴素的感觉，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值得推出去。但是如何推，以什么方式推，还是靠王董（事长）的努力。他站的高度比我们要高，也有更加敏锐的发现力。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文化商人。
　　
    王迪：以文化为切入点，以经济为支撑，重新回到文化中去，实际上是每个人的理想实现方式。如果回归不到文化中去，很多理想就没有机会落地，最后跑去做慈善。慈善也是一种文化，但不应该成为每个人的理想。当一个人，就拿我个人来说，如果能够在文化方面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么把所有的精力甚至生命奉献出来都是非常值得的。
　　
    《魅力中国》：这是一种大追求、大功德，是一种文化溯源，是融入我们的血脉中的基因。
　　
    王迪：就是因为文化，我们才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坐在这里喝茶聊天。如果没有了文化，每天就是想着怎么去跟资本平台对接，怎么去赚钱，那样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呢?
　　
    《魅力中国》：从文化的唤醒到文化的运作到文化的传播，再回归文化的生发之地，将创造一个新的“中国神话”。
　　
    王迪：咱们的经历将来可能都会成为神话。今天的这种座谈，就像当初的封神榜一样。也许当“中国神话”真的运作起来之后，它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现代的“封神榜”。
    “罪人”耿建社

    “我是家族的罪人啊!”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耿建社，在见到记者后一张口竟出此言，不由得让人吃惊。
　　
    耿建社，1956年1月出生，河南省安阳市滑县老店镇马兰村人。自7岁起就跟随父亲耿书珍系统学习木版年画、扇面画的刻版、印制、彩绘等工艺，至今已近50年。他在全面精通掌握木版年画、扇面画制作全部工序的前提下，敢于借鉴传统国画技法、大胆设色，还把篆刻刀法引入了年画画版的刻制过程，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成为滑县木版年画的领军人物。他在专业从事木版年画、扇面画的制作之余，还精心传授、培养耿尚峰、耿尚杰等数十名青年人，使滑县木版年画传承有序、生机盎然，成为安阳市文化产业重点开发项目。
　　
    作为滑县木版年画保护研究所副所长，“永顺号”年画老字号的传承人，耿建社多年来成功恢复古画版三百余幅，为滑县廉政基地——暴方子纪念馆制作廉政版画三十余幅，供稿《滑县木版年画》一书资料百余幅。还成功组织本村多家年画作坊联合申报，将马兰村成功升级为“安阳市特色文化产业村”、“木版年画专业村”。
　　
    如此显赫的成绩足以让人敬重，那耿建社“罪人”之说又从何而来呢?     二十七代年画世家
　　
    耿建社沉默寡言。但一说起木版年画来，他就滔滔不绝起来。
　　
    “说起木版年画，我家也算是世家了。按祖辈传下来的说法，我老耿家第一代做年画的叫耿虔，可能是元朝时候的人吧。是他最先开始做年画，兼做油纸扇。后面应该也有断代的，反正到我这一辈，是第二十七代了，就木版年画来说，传续代数应该算是最多的吧。”耿建社不无自豪地说。
　　
    “我家里到现在还有一块碑，碑上头刻着我家家传的年画字号，叫‘永顺号’。据老辈讲，从乾隆六十年的时候就立在那里了，到现在已经200多年了。我现在保存的最早的版，好像比那个石碑还老呢，都快300年了。我家还有个做油纸扇的字号，叫‘清永公’。也不知道是啥时候传下来的字号，大概跟滑县南关那个‘清亮公’是差不多年代的东西。”
　　
    耿建社听父亲讲，那时候印的年画，根本不愁卖，各地各村的买主都直接上门买。村里其他家做的画，等啥时候耿家的卖完了，啥时候才能拿出去卖。“别看我家的画比他们的都贵，还是卖得比他们都好。听我爹说，我爷爷那会儿，好多东北、内蒙的年画贩子都上门来买。我家的年画，基本就不拿到集市上去销售，批发的都应付不过来，哪里还有机会到街上去卖啊。”
　　
    听说耿家制作木版年画已经传了二十七代了，记者非常希望能看看家里保存的一些老版。但是据耿建社讲，原有的两百多块老版都已经送到安阳市博物馆保存了。现在家里还有一些都是近几年他和大儿子耿尚峰一起，按照老画重新刻出来的新版。
　　
    历“文革”冒险保存老画版
　　
    两百多块老版?就记者所知，“文革”时期，这些年画都是破“四旧”的对象，被当作封建迷信，强制收缴，然后统一销毁掉了。在家里保存几百块老版，简直不可思议。要知道，那个时候保存这些东西，绝对是冒着被抄家、批斗的巨大风险的。
　　
    “那时候我家主要是我爹他们在拾掇这些年画，我那时候还小，不过也已经记事了。那时候大队里说要把版交上去，我爹和大伯他们就把当时家里的老版都翻出来，从里头挑来捡去，把那些比较模糊而且没有办法再修的版，还有一些很少用到的版攒到一起，都交上去了。那时候觉得反正画还在，大不了等风声过去了，按照原画再重新刻出来就得了。就这样，家里就留下了两三百块老版。为了藏这些老版可费死劲了。
　　
    “我大伯家把版叠到一块，然后用草包起来，埋到牲口圈里。你看，那么脏的地方，就算是查也查不到那里。我爹留下的版也照样用草包装，放到房梁上，跟天花板叠在一起，再糊上泥，外人根本就看不出来。还有一部分就埋到草垛、大树底下。反正是能藏的都藏了。就这样，我家一共留下了两三百块老版。可惜，有一部分埋到地下的老版，最后都沤坏了。你想想，一块版上下两个版面，一共就是四五百幅画。后来改革开放了，政策好了，我爹又带着我把藏的老版都取出来，还仿照留下的老画重刻、恢复了不少老版。”
　　
    “文革”时期，耿家冒着风险、费尽心机保护了这么一大批年画老版，按理说应是滑县木版年画的功臣啊，怎么会是罪人呢?记者依然满腹狐疑。
    潮起潮落 年画式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耿建社家的年画作坊又重新开张。因为保存的老版多，加上手艺比别人都要好，耿家的年画生意又红火起来。过去很多老主顾又重新回来了，山西、东北、内蒙都有不少回头客商。
　　
    “三中全会以后，责任制落实了，家家户户生活越来越好。过年的时候，又想起我家的年画了。很多人家盖了新房，新房新门新灶台，哪儿都得贴点画才好看。上头也不再提啥封建迷信啊啥的，年画卖得真是火了，族谱那时候卖的也可好。
　　
    “不过好日子不长，买年画的人慢慢减少，八几年九几年的时候还可以，过了2000年，就越来越少了。原来咱村里头有几十户都做这个年画，到2000年的时候就剩下几户了。我家去年也不做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无情的冲击下，日渐式微。“文革”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链条断裂，很多传统的东西，已经得不到年轻人的认同了。现在社会上还存在一种潮流，处处以西方为楷模而鄙薄我们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而承载着深厚传统文化积淀的传统节日，也越来越受到西洋节日的冲击。再加上近年来拜金主义的膨胀，社会患上金钱饥渴症，精神层面的追求也越来越淡漠了。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就直接导致年画这一最贴近民间生活、最真切表达民俗文化的艺术形式逐渐退出了人们社会文化生活的舞台。另外，农村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更富裕的生活，纷纷外出打工，在很大程度上，也削弱了年画工艺家族传承的基础。
　　
    “老辈子的东西，不能失传”
　　
    “那您的孩子也出去打工了吗?”记者问。
　　
    “没有。我家老大一直都跟着我在家里。难得的是，他对这门手艺很有兴趣。2006年他主动提出跟我学做木版年画，我就从那时候开始教他了。现在我爷俩在家里做这个，基本上能抵得上出去打工的收入。我家老二也学会了，不过他现在在外面找了个工作。下班回家，看见有活儿，也能帮把手。”耿建社高兴地说。
　　
    看着耿建社身边的小伙子，很难相信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就是耿尚峰——魏庆选先生书中提到的那个目前“滑县最年轻而且有一定培养前途的艺人”。
　　
    “我和我媳妇现在都跟着我爸学呢。我刻版印刷，她负责上颜色。就连我的儿子，现在才几岁，到作坊里说起哪幅画上画的是啥，他也能说个八九不离十的，一看就是个好苗子。以后我这一代往下，就得看他们的了。”耿尚峰介绍说。
　　
    “那要是他以后不愿意再做这个呢?”记者又问。
　　
    “从小熏陶培养，总会有效果的。万一他以后不打算继续做年画，那至少也得把这一整套工艺都学会了。不管他以后做不做这一行，但本事一定要学会。老辈子传下来的东西，咋也不能到他这里就失传了。”
　　
    既然传承的问题也算是基本解决了，那么耿建社还有什么心结呢?
　　
    我是家族的“罪人”
　　
    “这么多年，一直有两件事情压在我心里。每次想起来，就觉得自己对不起老辈啊。每次有人问起来，我都跟他们说，我是家族的罪人。我家过去留下来的东西，在我手里失落了很多。我一直抱怨我自己，我把家里的版卖掉了几十块。几十块啊!一反一正就是两个画面。几十个版百十个画面啊。2002、2003年前后，一个天津的文物贩子叫王连章（音）的，从我手里30多块钱一块买走了几十块版，跟白拿一样，现在都卖到国外去了。说起来我到现在还觉得心疼呢。就为了那点钱，我把祖辈传下来的东西给卖了。”说起这些，耿建社依然悔恨不已。
　　
    “冯骥才先生第一次来滑县考察的时候，去的是李方屯。我在村里帮李方屯那边组织了一车几十块版，给他们送过去了。结果，冯骥才先生的那个书（《豫北古画乡发现记》——笔者注）里写的全是李方屯，一句也没有提起俺们马兰村。一说起这个我都没法提。你说我咋能对得起我的老祖宗，我这个家族啊。不过后来，冯骥才先生了解情况后，还专门到我们村里来考察了一次。你说，我不好好恢复过去的老版行不行啊!
　　
    据了解，现在耿建社父子在家，一方面请了十多个工人帮着上色出产品，另一方面把过去留下来的老画，按照传统工艺重新合板雕刻。这几年下来，陆陆续续地恢复了六七十块过去已经散失的老版。“也算是对老祖宗有个交代吧。”耿建社总结这几年所做的工作时说。
　　
    创滑县木版年画品牌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滑县木版年画传承人，耿建社继获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之后，于去年又申报了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据了解，今后还要继续申报“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说起这些，耿建社感慨良多。他觉得，现在滑县年画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很大，但是很多东西只是一种民间性质的口耳相传，还没有变成系统性的知识传承。“比如说，现在这全神图里面都是啥神仙，我也说不清楚了，只能按照老辈子的画法，一点一点把它继承下来。老辈说这个全神图跟姜子牙封的那些神有关，要是有专家能够把这些神一一对应下来，那孩子们就能说清楚了，应该也会喜欢上这些了。”
　　
    在滑县木版年画中，还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内容，比如花鸟字对联、梅花篆字，特别是梅花篆字，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完全恢复起来。很多字别说从事年画手艺的艺人，就是那些浸淫多年的专家也未必能够认识了。
　　
    过去，滑县木版年画作坊主要是以一级批发商为主，很多地方的年画商从这里拿到年画再贴上自己的标签销售出去。以至于滑县木版年画虽然销售地域很广，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年画是出自滑县。这也是滑县木版年画直到2006年才被发现的主要原因。

    “以后我首先是要恢复老版，多出精品新版，然后就是要在全国打出滑县木版年画的品牌，让全国乃至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个滑县，滑县有一批从事年画制作的手艺人。他们做出来的是不同于所有已知年画产地出产的很有特色的木版年画。”耿建社坚定地表示。

    活态保护，适度产业
　　
    《魅力中国》：王迪董事长，年画上线了，这个产业今后该如何去发展?
　　
    王迪：我们郑州文交所的基本概念就是“文化产业，权益共有”。让文化产业的权益被多数人共同持有，逐渐引起社会关注，然后回到文化产业上去。
　　
    《魅力中国》：就滑县木版年画而言，下一步，文交所方面打算如何推进呢?
　　
    王迪：洛阳英华公司发现了这样的活化石以后，我们两方在滑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首先是把木版年画进行打包，然后拿到文交所与社会民间资本对接，这样的链条现在已经启动了。
　　
    文化产业和其他产业不同。文化产业是先做宣传，扩大影响，然后才进入实体化生产保护阶段。现在很多人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其实我认为，这并不是一种认知，而是再次被唤醒。从滑县木版年画里面，我们能看到神话，看到英雄，看到孝道，看到传统美德。这些都是华夏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也许在现代生活中，很多东西潜藏起来，我们意识不到了，但是基因还在，迟早会觉醒的。
　　
    面对喧嚣繁复的当代生活，优秀文化、优良传统的传承，其社会价值是远远高于其经济价值的。
　　
    我们下一步一方面要组织木版年画走出去，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这些经济发达的地方做巡回展出。让更多的人认识它、了解它。展览结束后，还要由我们文交所牵头，组织一个大型的论坛，把各地的相关专家都请来，让他们为这样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民间艺术把脉，利用他们的智力资源，挖掘出更多年画背后的故事；另一方面，我们会在郑州东区，选择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地方，建立一个木版年画传承实验车间。主要针对社会上有时间的群体和学生，做演示、示范和教育。更深层次上，我们要向大众传递一种生产性保护的概念。
　　
    文化产业没有经济的支撑，其价值难以实现。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就是让文化与金融资本对接，给文化产业提供支撑。有了这个支撑，文化产业就是活态的了，就可以继续发展衍生，就可以带动更多的各种各样的优秀文化进一步产业化。
　　
    让草根归草根，庙堂归庙堂
　　
    《魅力中国》：生产性保护，或说活态保护，确实是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中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据我所知，现在很多“非遗”的保护，都没有把握好产业化的度。很多民间的手工艺产品，在被大多数人了解之后，都会出现一种供不应求的现象，这时候自然而然地就会出现机械化生产。一旦实现了机械化，产品就不再是艺术品，而成为一种简单的工艺品了。过去的手工制作，可以说每个产品都不一样。而机械化之后，千篇一律，千物一面，司空见惯了。一方面，大量制作出来的工艺品能够迅速地传播到各个地方，对“非遗”本身的传播推广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这些工艺品又会对原始手工制作的艺术品造成极大的冲击，导致贬值。现在的陶瓷业我觉得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您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
　　
    王迪：说起艺术品和工艺品的区别。就拿北宋的胆瓶来讲，现在禹州那边也可以做。但是做出来就是没有过去的好。现代的制作工艺和使用的材料，肯定是比古代要先进要好，但是为什么出来的东西就没有过去的好呢?我觉得是因为现代做出来的东西缺乏历史的信息和人的活态精神。
　　
    《魅力中国》：活态精神，这个很有趣。
　　
    王迪：艺术品之所以成为艺术品，是跟很多方面的因素息息相关的，比如当时的天气、制作人的心情等等。而机器制作的东西，没有这些特征。按照一个统一的标准，做出来的都一样。但是，是不是说机器做的就不好呢?您刚才提到了陶瓷，我拿汝瓷来做个解释吧。
　　
    现在汝州那边制作汝瓷的工厂有好几百家，每家出来的东西都大同小异。每件产品最多也就几百块钱。但是汝瓷工艺大师亲手制作出来的产品，价格还是非常高的。机械和手工完全不一样。
　　
    再回到木版年画这个话题上。我们对于滑县木版年画的生产，也是采用手工和机械相结合的办法。我们发售木版共有权益产品资产包并不是把木版卖掉，而是利用这些老版来复制新版，用新版去印制年画，并把这些画发售出去。
　　
    将来卖年画，一定是采用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老版的手工拓印，老版是有使用寿命的，每一次的拓印或多或少都会对木版产生一定的伤害，所以会严格控制这个量，同时用老版拓印的年画，价格一定会非常高。第二种方式是由耿建社父子按照老版手工雕刻新版，然后用这些新版进行手工拓印上色。这些年画产品凝结着耿大师多年的艺术心得体会，虽然是按老版雕刻，也一定会加入他现在的一些元素，出来的东西是有明显耿家风格和特色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价格也会比较高。第三种就是用电脑刻印机器印刷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广我们的年画，价格会相对低廉得多。
　　
    每个人都有收藏儿时记忆的愿望，但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财力去收藏老版拓印出来的产品的。收藏家收藏的是艺术，而民间更多收藏的，是画。
　　
    《魅力中国》：让庙堂的归庙堂，草根的归草根，让艺术真正地回归民间。
　　
    王迪：就是这个意思。就拿马兰村来说，耿建社家的画肯定和其他家做出来的画不一样。甚至说看到马兰村生产木版年画产生效益，周边的其他村庄也会效仿。耿建社的年画可能是在国际上流动、升值、流传，而其他人其他村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一种日常使用的，流传在民间而已。
　　
    反哺文化发展，打造新“神话”
　　
    《魅力中国》：产业化在文化产业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们需要的是规范化的产业运作，对文化产品做适度地开发。
　　
    王迪：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做文化产品的时候，就提出一定要坚持生产性保护的概念。第一是把核心的传承人保护起来，提供各种必要的条件让他们继续创作；第二就是要进行适度地市场推广，一旦过度开发一个市场，就会出现竭泽而渔的情况；第三就是把民间艺术组织起来，通过公益性的展览宣传，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传承。
　　
    纯粹的文化活动不一定便于传播，适当的经济刺激能够让更多人去关注文化，让文化自身的价值以价格的方式得到体现。这也就是文化产业一定要和金融资本进行链接，让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反哺文化产业发展的必要性。
　　
    《魅力中国》：资本对于文化的青睐是文化的幸运；资本对于民间艺术的青眼有加，更是民间艺术的幸运。
　　
    王迪：其实做文化产业，是我们老祖宗已经做过的事情。就拿我们身边的龙门石窟来说吧，没有武则天从政策上和资金上的支持，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卢舍那大佛。
　　
    现在又逢盛世，国家从民族未来发展的高度提出了振兴文化产业的文化强国方针。但是对于文化产业的解读，目前还很浅薄，关注的面也很窄。概念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却很少有人能够清晰明确的给出解释，应该说，能够解读文化产业这个概念的相关机构相关专家现在还不够多。
　　
    现在比较红火的动漫产业，从本质上讲跟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皮影戏大概是有关系的。皮影，在现在看来是一种传统文化，但是在当时，在刚刚出现的时候，就是一种创新。中国的传统精神其实就是创新。

    我们今后打算依托滑县木版年画，依托木版年画传承实验车间，依托木版年画专业村，把产品卖出去，把文化传播出去，再把利润收回来，然后回归到滑县这么一个地方。从外面引进杨柳青、朱仙镇、桃花坞、杨家埠的内容和工艺，在滑县打造一个集各种年画为一体的生产基地。到那个时候，五大年画齐聚滑县，肯定会有更多的年画艺术家出现，最后形成一个群体，就叫做中国木版年画。这才是真正的新的“中国神话”。
 
    延伸阅读

    年画源于驱鬼避邪
　　
    历史上，民间对年画称谓历经多次演变：宋朝叫“纸画”，明朝叫“画贴”，清朝叫“画片”，直到清朝道光年间，文人李光庭在文章中写到：“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年画“大名”方由此而定。今天，各地对年画的称谓依然是五花八门：北京叫“画片”、“卫画”，苏州叫“画张”，浙江叫“花纸”，福建叫“神符”，四川叫“斗方”，不一而足，姑且均算作年画的“小名”吧。
　　
    关于年画的起源，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最具代表性的有三种。据民间传说，在东海中有一座风景秀丽的桃都山。山上有一棵蟠曲三千里的大桃树，树顶有一只金鸡，日出报晓。这棵桃树的东北一端，有一根拱形的枝干，树梢一直弯下来，挨到地面，就像一扇天然的大门。桃都山上住着各种妖魔鬼怪，要出去就得经过这扇大门。每当清晨金鸡啼叫的时候，夜晚出去游荡的鬼魂就必须赶回来。在大门的两边站着两个神人，名叫神荼、郁垒，是一对兄弟。如果那些鬼魂在夜间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情，神荼、郁垒就会立刻将它们捉住，用桃树的枝条捆起来，送去喂虎，因而所有的鬼魂都畏惧神荼、郁垒。这样，在民间就流传开用降鬼大仙神荼、郁垒和桃木驱邪、避灾的风俗习惯。老百姓用桃木刻成神荼、郁垒的模样，或在桃木板上刻上神荼、郁垒的名字，挂在自家门口，用以避邪防害。这种桃木板被称做“桃符”。后来就逐渐演变成为门神画。
　　
    唐代，又出现了另一位门神——钟馗。他不但捉鬼，而且吃鬼，所以人们常在除夕之夜或端午节将钟馗图像贴在门上，用来驱邪辟鬼。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称：“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天师钟馗之像，或绘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避祟恶。”其形象是豹头虬髯，目如环，鼻如钩，耳如钟，头戴乌纱帽，脚着黑朝靴，身穿大红袍，右手执剑，左手捉鬼，怒目而视，一副威风凛凛，正气凛然的模样。据说他捉鬼的本领及威望要比神荼、郁垒高得多。
　　
    至于其来历，据《补笔谈》卷三、《天中记》卷四、《历代神仙通鉴》卷一四等书记载，钟馗原来是陕西终南山人，少时即才华出众，唐武德年间赴长安参加武举考试，仅仅因为相貌丑陋而没有中举，于是恼羞成怒撞死在殿阶上，唐高祖听说后特别赐给绿袍予以安葬。后来唐玄宗偶患脾病，请了许多医生救治，效果不佳，朝廷上下都很着急。一天晚上唐玄宗睡着后，忽然梦见一小鬼偷窃宫中财物沿着殿墙边逃跑，唐玄宗急忙喊叫捉拿，只见一位相貌魁伟的大丈夫跑上殿来，捉住小鬼，刳目而吃之。玄宗问他是什么人时，他回答说是“武举不中进士钟馗，蒙高祖赐绿袍葬之，遂铭感在心，誓替大唐除尽妖魅”。唐玄宗醒来后，第二天病就好了，于是请来画匠吴道子将钟馗的像画了下来，所画之像与玄宗梦中所见一模一样，玄宗大悦，将之挂于宫门之上，作为门神。
　　
    后来道教吸收了这种信仰，常将钟馗视作祛恶逐鬼的判官，于是钟馗便成了道教驱鬼捉鬼的神将。民间百姓也把钟馗作为门神请上了大门。
　　
    第三种说法出自流传甚久的《西游记》，也与唐代的一位君王有关。唐太宗时，泾河龙王为了与袁守诚斗法，私自克扣了降雨的雨量，改变了降雨的时辰，触犯了天条。玉帝降旨将它斩首，行刑人乃时任唐朝宰相的魏征。泾河龙王求得袁守诚指点，去太宗梦中央求，请他在执刑斩首时想办法拖住魏征，太宗应允。斩首日，太宗邀魏征下棋，魏征入寐，神游出外，梦斩龙王。龙王魂魄恼怒，日日找太宗索命，太宗惊吓过度，夜不能寐，落下了脉弱体虚之症。太宗病重，护国公秦叔宝与鄂国公尉迟敬德入宫探视，得知寝宫门外，每到入夜就有人抛砖弄瓦，鬼魅呼号。二位将军劝慰太宗，秦叔宝道：“陛下宽心，今晚臣与敬德把守宫门，看有什么鬼祟。”太宗准奏，二人谢恩而出。当日晚，两位将军各取披挂穿戴整齐，金盔银甲，威风凛凛，持锏举鞭在宫门外把守。一夜间，竟再无半点响动，太宗因此安寝无事。
　　
    虽有二位将军把守，皇宫清静了几日，但二将每夜守护，逐渐支持不住，太宗也不忍心二将如此辛苦，就四处寻找丹青妙手，将秦叔宝尉迟恭披挂在身的真容绘于宫门之上，宫门前从此夜间无事。而两位将军的威风仪容，就成了民间流传至今的门神。
　　
    年画的传承与流变
　　
    殷商时代，是我国巫文化的繁盛期，年头岁尾，先民喜好祭神、祭祖，形成了一系列的年俗活动。这就是我国民间最隆重的古老传统"春节"的来历。春节来临之际，国人将长方形的桃木板绘上神荼、郁垒两门神的画像，悬挂在大门两旁，以镇邪驱鬼、祈福纳祥，即“桃符”。《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户，名仙木，百鬼畏之。”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桃符在后来的演化中，逐渐分化为春联及门神画，春联向文字方向发展，门神画向绘画方向发展，是为年画的前身。
　　
    到了隋唐，年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方面，门画题材中增加了仕女等世俗形象和药叉等佛教形象；另一方面，伴随着雕版印刷的兴起，脱胎于巫文化的民间诸神、道教与佛教诸神的图像不再依附于门画，而找到了新的载体，逐渐演化成为纸马艺术。
　　
    年画在北宋渐趋成熟。辟邪驱鬼的符箓之外，渐渐增加了吉祥如意、多子多寿等题材。同时，也出现了表达农民现实生活以及各种民间传说、故事的内容。中国现存最早的年画是南宋的《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图》画的是王昭君、班姬、绿珠、赵飞燕四大美人。
　　
    到了明清两代，画家们都热衷于年画创作，年画发展进入成熟期。题材进一步丰富，有喜庆类、驱邪类、习俗风景类、门画类、故事戏文类、仕女游春类、花鸟虫鱼类等，线条单纯，大红大绿，色彩画面十分热闹。河南开封朱仙镇、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杨家埠、江苏苏州桃花坞是中国著名的四大木版年画产地。
　
    滑县与各地木版年画比较
　　　
    滑县在各个木版年画产地中属于偏僻之乡，南距古开封府130公里，北距古漳德府（今河南省安阳市）70公里，东距古济宁府（今山东省济宁市）不到200公里。处在这样一个位置条件下的滑县年画，如果没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毫无疑问是不可能生存下来并与开封朱仙镇年画、河北武强年画、山东潍坊年画、天津杨柳青年画共同分割北方年画市场的。
　　
    滑县木版年画的主旋律是怀念先祖、祈福纳祥、辟邪消灾以及驱鬼降魔，主要题材是天地诸神、列祖列宗和戏曲神话故事。今天看到的滑县木版年画仍然是原生态的，是几百年前的原始面貌。这一点与其他年画产地的情况大不一样。
　　
    滑县年画的制作工艺也与其他年画不同，其工艺流程是先印后绘，即先用木版印出墨线稿，然后再以手工彩绘染色。大致工序可以分为绘制画样、雕刻画版、刷印、彩绘、装裱五个步骤。
　　
    滑县年画的画样是由民间画匠绘制的。这些画匠长期生活在民间，对地方民俗文化非常熟悉，根据民俗的需要，把从民间传说、戏曲故事、神怪书籍等方面得到的知识运用到画样绘制中。绘制完毕后，才交给年画作坊雕刻印刷。滑县模板年画的画样一旦定型，便不再改动，所以画样的创作工作比较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滑县木版年画的彩绘是在墙上完成的。艺人们在房子内沿着墙壁将年画一张张用胶泥在四个角的位置粘在墙上，一字排开。然后几个艺人流水作业，分别染上不同的颜色，所有人走完一周，这些年画的彩绘工作也就完成了。滑县年画题材众多，无论是神像还是族谱，或是戏曲神话故事，他们所穿戴的服饰以及画面上的各种符号，其颜色都有明确的规定，世代相传不得更改。
　　
    滑县年画与朱仙镇年画比较
　　
    主要有六点明显的区别：一是制作方法不同。朱仙镇年画采用彩色套版印刷，滑县年画采用先印后绘的工艺。二是人物形状不同。朱仙镇年画人物造型比较夸张，可以总结为“头比身子大，人比马大”。滑县年画则比较写实，人物各部分比例基本符合实际。三是用色不同。朱仙镇年画用黑、红、黄、绿、紫、橙六种颜色，全部是原色，不用调和色。滑县年画以黑、红、黄、绿、蓝五种颜色为主，多数情况下要稀释调和之后才使用。同时滑县年画更多借鉴国画技法，平涂、晕染、水墨、涮色等技法多有使用，而朱仙镇年画主要以平涂为主。四是画幅不同。朱仙镇年画多为小幅，滑县年画除扇面画之外，几乎全部为大幅。五是体裁形式不同。朱仙镇年画以门神画为主，其他体裁较少。滑县年画中门神画的比例相对偏少，中堂画、扇面画居多。六是线条风格不同。朱仙镇年画多使用均匀的粗线，简练、粗壮。滑县年画则使用细线，整体上精细健劲、松弛流畅，较为舒展。
　　
    滑县年画与杨柳青年画比较
　　
    最明显的区别有四点：一是从内容上，杨柳青年画以吉祥喜庆画为主，如《莲年有余》、《连生贵子》、《福寿三多》等等。滑县年画以神像、族谱和戏曲神话故事为主，吉祥喜庆画较少。二是从风格上来说，杨柳青年画宫廷味、市井味较浓，文人画师的特色较为明显。滑县年画则乡土气息浓烈，民间画匠的特色较为明显。三是线条上的区别。滑县年画线条精细流畅舒展，杨柳青年画线条细腻柔和。滑县年画版味画味兼而有之，杨柳青年画则画味十足，版味寡淡，或者说是基本没有版味。四是制作工艺有区别。两者制作工艺近似，但又不完全相同。滑县年画是先印后绘，凡是黑色及轮廓都是印上去的，杨柳青年画采用的工艺是半印半绘，印绘结合，宜印则印，宜绘则绘。人物的头部和手部基本是看不到版印的成分。
　　
    滑县年画与潍坊年画的比较
　　
    一是制作工艺不同。潍坊年画采用彩色套印，滑县年画则是先印后绘。二是题材内容不同。潍坊年画虽然也有神像画、族谱画、戏曲故事画，但寥寥无几。倒是世俗生活、喜庆吉祥方面的占了很大部分。三是潍坊年画在表达上比较直白，往往在画面上写上尽可能多的文字，而滑县年画则比较含蓄，很少有画面上写字的。
　　
    滑县年画与武强年画的比较
　　
    较为明显的区别有四点：一是制作工艺不同。武强年画全部采用彩色套版印刷，不用收回；滑县年画先印后绘，不用套版。二是画面风格不同。两地年画虽然都有很多大尺幅的，但武强年画有很多画面人物众多，场面宏大；而滑县年画除了《全神图》之外，一般画面人物较少。三是线条风格不同。滑县年画线条简洁洗练；武强年画线条较为复杂。四是色调不同。滑县年画大红、大黄占主色调；武强年画淡蓝和粉色为主色调。
　　
    此外，其他年画基本上都能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及时创作出一些反映时代变化、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年画，尤其是武强年画在这方面更为突出。滑县年画却不同，它的题材是亘古不变的，很难找到反映当时现实生活的年画。     年画，民族文化最深的传承
　　　　
    千百年来，年画不仅是年节一种五彩缤纷的点缀，还是文化流通、道德教育、审美传播、信仰传承的载体与工具；也是一种看图识字式的大众读物；对于时事题材的年画，还是一种百姓喜闻乐见的媒体。年画，算得上百科全书式的民间艺术，包蕴着一个完整的中国民间的精神。
　　 　　
    欣赏滑县木版年画，最令人惊叹的是它的文化内涵，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博大、丰厚、深刻。
　　
    滑县木版年画的文化内涵是厚重的、丰富的。不仅体现在一尊尊法相庄严的神像的外表上，而且体现在深厚的思想基础上。它所描绘的每一尊神像都有来历，背后都有若干个故事传说，而每个故事传说都是按照特定的思想观念完成的。从一幅年画里，往往可以阐释出无穷无尽的思想、观念和道理。这些思想、观念和道理有关于天地宇宙的，有关于人本身的，有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很多族谱和神像的画面上，除了两边有对联予以抒情外，往往还有一个横批。这些横批大多出自《诗经》、《中庸》、《尚书》。滑县年画就是用这些精辟而高深的语句对所表达的内容加以强调、引申、提炼，进而使画面的思想文化内涵更加丰厚。
　　
    在滑县木版年画的诸多神像画中，虽然道教诸神占了多数，但是整体而言，其思想核心仍然是儒家文化。族谱，孝悌忠信，礼仪廉耻。
　　
    在滑县木版年画中，诗画相配、文画相合的形式比较常见，尤其表现在神像和族谱方面。其目的都是为了增强画面内容的抒情性，试图通过这种方法将读者带入画中，在人与神之间架起一个桥梁，达成某种心灵的沟通。
　　
    滑县木版年画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的。它包含着丰富而深厚的历史，以其独特的方式反映着历史文化传统和民间文化流动的印记，是历史文化流动的见证。
　　
    文化是一个民族最为深刻的印记，也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最显著的标志。滑县木版年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豫北平原地区黄河流域人类社会漫长历史所形成的文化传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原生态的文化基因。它如同其他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具有传承和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