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先公是指商朝的建立者商汤之前的先辈，或称商先王。关于商先公的情况，《左传》、《国语》、《诗经》、《楚辞》、《荀子》等先秦典籍都有记载，且一致认为商朝的始祖是契，其中《国语》和《荀子》提到先商世系为十四王：《国语·周语下》说“玄王勤商，十四世而兴”；《荀子·成相》说“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据此，一般史学家认为，契至汤共为１４君。但到底是哪十四君，记载未详。

    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第一次明确指出先商世系从契到商汤，共为十四代：“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於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於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据此，先商十四王分别是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微、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天乙，均为父子相承。其中第七世“振”，就是王亥。

    关于王亥的名字，文献资料记载颇不一致。甲骨卜辞中称为“高且（祖）亥”、“王亥”、“高且（祖）王亥”，《山海经·大荒东经》中也称“王亥”，《竹书纪年》作“王子亥”或“侯子亥”，《世本》作“核”、“骸”或“胲”，《楚辞·天问》和《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作“该”或“眩”，《吕氏春秋·勿躬》作“王冰”，《汉书·古今人表》作“垓”，《太平御览》引作鮌。以上诸书中惟独《山海经·大荒东经》及《竹书纪年》作王亥。对此，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中加以论证认为：“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曰，则亥乃其正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史记》作振，则因与核或垓二字形近而讹。”又说：“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氷，《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由此可知，商朝始祖契的第六世孙、商朝的建立者商汤的第七世祖“振”，就是商先公王亥。那么，在商先公中，王亥居于何种地位呢？他对商族历史的发展有何贡献呢？

    一、王亥在商先公中居于重要地位

    首先、王亥是卜辞中所称的三位“高祖”之一。

    卜辞中多次称亥为“高祖”或“高祖亥”。甲骨卜辞中称高祖的共有三人：一为高祖夔(契)；二为高祖乙(汤)；三为高祖亥。“高祖”乃帝王庙号称谓，一般用于称呼开国帝王，如汉代开国帝王刘邦称汉高祖，南朝宋王朝建立者刘裕称宋高宗，唐朝开国帝王李渊称唐高祖等。在商朝的发展历史上，契是商部族的始祖，汤是商王朝的开创者，而王亥则是先商时期商族强大过程中的关键人物。王亥能和商的始祖契、商王朝的开创者汤并称为高祖，足见他在商人心目中具有重要地位。说明了王亥为首领时所开创的事业及活动是值得后人纪念的，王亥时期对商族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次、王亥是卜辞所记“祭祀之最隆重者”

    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很多条关于王亥的记载，其子孙写了很多优美的辞令来赞美他。甲骨文中祭祀王亥的卜辞颇多，尤以武丁、武乙、文丁时为盛。其中武丁卜辞中有多片“王亥祟我”的记载。商人认为王亥能作祟于时王，因此，对他的祭礼也最为隆重，祭祀时所用牺牲有时多到三十牛、四十牛、五十牛。据统计，仅《殷墟卜辞综类》所收祭祀王亥的卜辞，就有大约96条之多。有时甚至用祭天的礼节来祭祀王亥。而且，在上甲微以前，除“河”外，商朝人祭祀先公的配偶，唯王亥一人。“河”是《史记·殷本纪》中所载商先公“冥”，也就是王亥的父亲，是大禹之后的又一位治水英雄。他因治水而死，是一位于本族有大功的人，因而也被列入重要的祀典之中。在先商历史上，上甲微（甲骨文称上报甲或报甲）也是一位重要的先公先王，《国语·鲁语》说：“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商人的国家祭祀典礼有禘、郊、祖、宗、报五种，商人祭祀上甲微是用“报”典。卜辞中凡是合祭先公先王的，也都从上甲微开始，而王亥正是上甲微的父亲。由此可知，商先公冥、王亥、上甲微，这祖、父、子三人在商朝人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再次、在商先公中被称为“王”的只有王亥一人。

    从契到上甲微，商族的社会性质属于父系氏族社会中的“中心聚落形态”阶段。而王亥时期应为中心聚落形态向邦国（邦国时期即初始国家也即早期国家时期）的过渡期，是先商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最后到商汤时期走向王国形态。

    在商先公中，独有亥被称为“王”，名王亥。这个“王”虽与成汤及其成汤以后的商王之“王”有所不同，但也和此前作为部落首领的“酋长”有区别。通过众多史料的互证，史学家们认为，“王”的称号是权力的象征，说明王亥已经拥有后世“王“的权利，因此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成汤时期，商族又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即在这一时期，成汤通过战争征伐和宗教祭祀这两个重要的机制，使原来处于雏形或萌芽状态的王权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伴随着对夏王朝的推翻和取而代之，实现了由邦国向王国的转变。

    此外，武丁时期，卜辞中有多次“贞于王亥求年”、“贞于王亥告秋”的记载。“求年”即求生求雨，求年祈年；“告秋”是每年秋收时举行的隆重的祭祀活动，意思是把收获的喜讯告慰自然界的神灵和祖先。《说文》：“秋，禾谷熟也。”这说明武丁时期，人们在敬天保民、重农裕民的思想指导下，在祈祷风调雨顺、禾谷成熟时，也往往祭祀王亥，希望得到王亥的保佑。这种情况，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王亥在商先公中有着较高的地位，因之受到商人的怀念和崇拜。

    二、王亥是中国畜牧业和商业的创始人

    在甲骨卜辞中，王亥既称高祖又称王，受到商人隆重的祭祀，被商人怀念和崇拜。之所以如此，除了其作为先公的重要地位外，还在于他为人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正如王国维所说：“然则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那么，王亥是以什么“制作”而被称为圣人，成为后人尊崇、隆祀的对象呢?

    首先，王亥是中国畜牧业的创始人。

    王亥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就是他驯服了牛羊，发明了牛车，从而被奉为中国畜牧业的创始人。《山海经·大荒东经》和《楚辞·天问》中都提到王亥“仆牛”；《世本》、《吕氏春秋·勿躬》作“服牛”；《天问》作“牧夫牛羊”。仆、服、牧皆为一声之转，都可训释为“驯服”之意。那么，上述文献记载，所传递的共同意思就是王亥驯服牛羊，以牛驾车作为运载的工具。《世本·作篇》曰“相土作乘马。”相土乃商汤十一世祖，契之孙。“相土作乘马”意为相土驯养马作为运载工具，可以说王亥是继承了商先公重视畜牧业的传统。在先商文化遗址中，业已出土大量牛、羊、猪、鹿、狗等动物遗骸，这是先商时期商族人畜牧业发展情况的有力佐证。

    王亥之“亥”，该如何解释呢？王国维以为“亥”是时间，即祭日。他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王亥》中说：“卜辞言王亥者九，其二有祭日，皆以辛亥，与祭大乙用乙日，祭大甲用甲日同例。是王亥确为殷人以辰为名之始，犹上甲微之为以日为名之始也。”但综合所有祭祀王亥的卜辞来看，“亥”指的不是祭日，也不是十二地支中的“亥”。许慎《说文》云：“亥为豕，与豕同。”段玉裁注：“谓二篆之古文，实一字也。”那么，依从《说文》许解与段注，再从王亥受到商人崇拜的程度来看，亥应该是“豕”即猪。这就像周朝的始祖弃，因为重视农业，教民耕种各种粮食作物而被称作“后稷”一样，说明王亥重视畜牧业，饲养猪等家畜，因之被人们称为“王亥”。而“后稷”之“后”与“王亥”之“王”，都是指受人尊敬的“领袖”。《管子·轻重戊》：“殷人之王，立帛(皂字之误)牢，服牛马，以为民利。”“皂”是喂牛马的槽，“牢”是养牛羊用的圈，“服”乃驯服、放牧之意。这说明，王亥不仅养猪，而且养牛、马，从而为人民提供便利。

    文献记载，商族是一个经常迁徙的部落。《尚书·盘庚》孔颖达疏引班固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商族多次迁徙，说明其统治中心游移不定，其中重要的原因，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是与商族畜牧业的发展相适应的。王亥驯化牛，并发明牛车，是相土发明马车的继续和发展，是畜牧业的发展和频繁的迁徙的需要，它的发明，使人们由此掌握了畜养和役使畜力的方法，以至在商立国以后，畜牧业成为商代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畜牧品种六畜齐全，并设立有专门的牧场和专门主管畜牧业的官员。考古发现的商代大量的祭祀用牲，以及甲骨文中大量用牲的记载正反映了商代畜牧业发达的情况。而所有这些，正与先商时期重视畜牧生产，“相土作乘马”、“亥作服牛”等是一脉相承的。

    王亥所处的时代为奴隶社会初期，以农业生产为主，生活水平相对低下。与此同时，王亥时期的商部落已经能饲养猪、牛、马等牲畜，从饲养个别家畜到畜牧业逐步发达，从而使畜牧养殖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样，既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又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是生产力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标志，王亥也因此受到后人的崇拜。王国维认为王亥“为制作之圣人”，这里“制作”应为“发明”意，“制作之圣人”是说王亥是畜牧业的发明者。因此，胡厚宣说“王亥是一个畜牧业的创始人”。他把人们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

    其次、王亥是中国商业的创始人。

     王亥饲养、放牧牲畜，带动了一个新兴产业的崛起，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王亥的贡献还不止于此，他掀起了一场更为深刻的经济革命，这就是商业贸易。在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进程中，商部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剩余的农产品及畜牧产品越来越多。为了让剩余的产品换回部落内部欠缺的物品，以发挥其更大的功用，王亥于是亲自赶着牛群，与四周部落进行以物易物的商业贸易活动。众多文献资料表明，王亥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做生意的商人。

    《尚书·酒诰》曰：王亥“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

    《周易·系辞下》云：“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

    《周易·大有》云：“大车以载，利有攸往。”

    《山海经·大荒东经》曰：“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

    今本《竹书纪年》云：“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

    古本《竹书纪年》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王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

    《管子·轻重戊》：“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

    《楚辞·天问》：“该秉该德，厥父是藏，胡终弊于有扈（易），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肋曼肤，何以肥之？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
“王亥仆牛”是见于古代文献的关于经商活动的最早记载，这与《尚书·酒诰》中的“肇牵牛车远服贾”相联系，说明是赶着牛车去外地做买卖，从事交易活动。《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记载商朝历史较早，最为可信，也是较为详细的文献资料，其中关于商业贸易始于殷商之人的记载己被众多中国现代学者所认定。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于1927年提出，“商贾之名，疑即由殷民而起”。之后，郭沫若、吴晗、李亚农、范文澜等著名史学家都支持这一观点，在不同的著述中都表达了共同的认识：商人、商业之得名与商族有关，且起源于商族人。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史稿》中写道：“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也相应地扩大了。因此，商人与其他部落之间的交换是比较活跃的。冥子王亥的时候，开始利用牛作为负重的工具，在各部落间进行贸易。”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自契至汤凡十四代，迁居八次……传说汤十一代祖相土发明马车，八代祖冥治河溺死，七代祖王亥发明牛车。《管子·轻重篇》说，‘殷朝的先王……用牛马驾车，有利民众，天下都学他们的制作。’”

    前揭书《山海经》和《竹书纪年》所载王亥“托”于有易或“宾”于有易，就是指王亥带着大批牛羊，从事商业活动，暂居或客居于有易这个地方。王亥宾（客居）于有易，以通商为手段，赚取了有易国的大量财宝；以蚕食、扩张为目的，威胁到了有易君的统治地位，于是和有易氏发生了冲突，最终导致被杀［10］。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是，王亥的大批牲畜引起了有易氏部落的贪欲，有易之君绵臣夺走了王亥的牛羊，并杀死了王亥，也就是《周易》中所载王亥“丧牛于易”、“丧羊于易”。不论怎么说，这场冲突都可以视为中国有史以来记载的第一次因贸易而引发的商战。

    商业贸易带动了经济的发展，王亥之后的商部落势力进一步扩大，他们沿袭王亥的传统，继续进行商业贸易活动。由于从事物品交换的人越来越多，于是逐渐形成了专门从事远方贩运货物进行贸易的商贾，《尚书•酒诰》所载“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即是反映了这种情况。由于这些贸易之人大多是来自于商部落，所以，其他部落的人称商部落的人为“商人”，称他们带来的物品为“商品”。久而久之，商人也就成了经商之人的专有名词了，他们的交易活动就是“商业”活动；而作为最早进行贸易的王亥，便是“商业”始祖，即商人的祖先。（作者简介：朱凤祥  商丘师院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