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以来，王室衰微，诸侯争长，齐、晋、楚、秦等各大国先后称霸。“春秋无义战”，但争霸各国为了给自己的侵伐战争披上合理的外衣，却又打出“尊王攘夷”的口号。欲做霸主，要靠实力，中原宋国，国小力弱，实在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宋襄公图谋霸主，可说是不自量力，更可笑的是与楚国的泓水一战，他以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指挥战争，在于己有利的形势下两度坐失战机，结果落下宋军大败、自身伤股而死的悲惨结局。宋襄公好高骛远，假仁失众，空务霸主之名，却无霸主之量，故受到后人的讥笑。


    一

    宋襄公的“仁义”之举，语其大者有两端，下面分而述之。

    1、假意让位，以“仁义”起家

    宋襄公，名兹父，宋桓公之嫡长子，有一庶兄曰目夷，字子鱼。公元前652年，宋桓公病危之际，兹父对桓公说：“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僖公八年）请求父亲改立目夷为太子。目夷不敢受命，当时就推辞说：“能以国让，仁熟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僖公八年）次年，宋桓公卒，兹父即位，是为宋襄公。他让目夷做大司马，主管宋国军政。宋襄公因此以“仁义”称道一时。

    世衰道微，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对外战争和内部倾轧并存，父杀子，子弑父，君杀臣，臣弑君，这样的恶性事件不断发生。为夺取王位，兄弟相残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当此之时，宋襄公以一种“仁”者之态，主动让位于其庶兄，当然会赢得国人和诸侯的一片喝彩。其实，这正是宋襄公虚伪和矫情的表现，或者说是他耍了一下政治手腕。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况。

    宋襄公是宋桓公的嫡长子，早已立为太子，目夷虽为兄长，却是庶出。倘使改立目夷为太子，废嫡立庶，显然于宗法制度不合，这是兄弟两人都了然于胸的事情。目夷知己不可为而却之，显然是明智之举，既无害于己，又无害于国，后来的事实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宋襄公即位后，“以公子目夷仁，使为左师以听政，于是宋治”（僖公九年）。如果目夷受命，正如自己所说名分“不顺”，极有可能给自己种下隐患，目夷当能想知其不良后果。兹父明知其兄不可为而让之，其用心已是昭然若揭了。诚然，春秋以来，许多凶杀篡逆事件的发生，使西周初年确立起来的宗法秩序业已发生动摇。但当时人们行事还是非常讲究名分的，特别是在王位继承上，嫡庶长幼的顺序仍是权力继承的顺序，不得僭越，废嫡立庶或废长立幼都是不得人心的。后妾等位，嫡庶不分，往往是造成祸乱的根源。比如，郑武公的嫡长子寤生因为出生时难产，使母亲姜氏受到惊吓，所以姜氏不喜欢他，喜欢次子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隐公元年）。武公不答应立共叔段为太子，就是碍于长幼次序不能随便僭越。因为姜氏怜小厌大，后来造成了两兄弟的互相攻杀。再如，齐桓公因为没有嫡子，晚年病危时，众庶子争立，各率私兵相攻。桓公死后，长庶子无诡被立为君，其异母弟昭到宋国求救，宋襄公出兵攻齐，杀死无诡而立昭为孝公。（僖公十七、十八年）后人非议襄公曰：“奉少夺长，致无诡不得而死，乱上下之分，长篡弑之阶。”（卷三十五）这些都是血淋淋的事实，兹父之让国，哪怕是真心实意，目夷又怎敢接受！

    说到仁义，宋襄公和其庶兄目夷相比，目夷之“仁”倒是名符其实的。这不仅是因为宋襄公亲自称述目夷“仁”，而且也可以从宋襄公即位后，目夷对宋襄公的多次善言规劝中得到明证。公元前641年，宋襄公攻打不听命的曹国，目夷劝谏说：“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今君德用毋乃犹有所缺，而以伐人，若之何？盖姑内省德乎？无缺而后动。”（僖公十九年）宋襄公和目夷不一样，如果认为宋襄公是仁义之君，那就大错特错了。公元前651年春，宋桓公死后，未及下葬，“而襄公会诸侯”（僖公九年）。宋襄公以带孝之身，没有给父亲办理好丧事，就迫不及待地会合诸侯来树威，能说他仁义吗？其实，宋襄公不但不仁义，而且是个性情凶狠残忍的人。试看其所作所为：公元前642年，齐桓公死后，齐国大乱。宋襄公欲执牛耳，率兵平定齐乱后，便自以为国力已很强盛，遂有代兴之志。为在诸侯中树立威信，他决定先惩罚几个小诸侯，杀鸡儆猴。齐乱刚平，他就抓了滕君婴齐作为榜样处罚不服从的诸侯。又邀曹、邾等国在曹地结盟，小国郐国国君迟到了一会儿，宋襄公认为他有意怠慢自己，竟然杀了郐君，又把他的尸体放到鼎里煮熟了祭睢水之神。（僖公十九年）这种对盟国国君惨无人道的行为，令人发指，又岂能和“仁义”二字联系到一起呢！这几件事情充分暴露了宋襄公灵魂深处私欲膨胀的险恶，其所谓的仁义是多么的虚伪和做作。这样的人要想号令天下诸侯听命于己，岂不难哉！当时司马子鱼就一针见血地说：“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僖公十九年）

    2、泓水之战，以“仁义”败亡

    宋襄公在平齐乱、执滕子、灶郐君、伐曹国等一系列军事行动后，图霸之志愈坚。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宋襄公邀请楚国参加由他领导的会盟，要求楚人承认宋国的盟主地位。公子目夷力谏襄公不要与强楚争盟：“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僖公二十一年）利令智昏的宋襄公，根本听不进目夷的忠言。公元前639年，宋国主持了由齐、楚参加的鹿上之盟，决定以三国为名，召诸侯开会。这年秋天，宋、楚、陈、蔡、曹、许等国会于宋国盂地。宋襄公为显示自己要遵守信义，不做军事准备，拒听公子目夷“以兵车之会往”的建议，固执地“以乘车之会往”（卷三十五）。而楚国则事先埋下了伏兵，结果宋襄公被楚人劫持并载以攻宋。由于宋国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楚军才没有攻下宋国。“楚人知杀宋公犹不得宋国”，加之鲁僖公为宋国说情，于是在当年冬天释放了宋襄公。但宋襄公仍执迷不悟。公元前638年，郑国与楚国相亲，宋襄公效法当年的齐桓公，发兵征讨“亲附蛮夷”的郑国，“楚人伐宋以救郑”，两军战于泓水。在楚军“未既济”及“既济而未成列”于宋军有利的大好形势下，公子目夷主张抓住战机，先发制人。但宋襄公为得人心，表现自己“霸主”的气度，说什么“君子不鼓不成列”、“不以阻隘”、“不重伤”、“不禽二毛”，这些温情脉脉的话语从凶狠残忍的宋襄公口中说出，令人可笑之极。宋襄公拒听公子目夷的建议，两度坐失战机，等到楚军渡过泓水，摆好阵势，才发动进攻，结果宋军大败，襄公的大腿也受了伤，近卫兵被杀得一干二净。第二年，宋襄公腿伤复发，在难圆的霸主梦中郁郁而终。

    这便是宋襄公的第二次“仁义”之举了。如果说宋襄公以让国博得“仁义”，是虚伪的；那么此番以“仁义”道德指挥战争，则是愚蠢的。他不仅错误地理解了仁义，而且不分对象，不看时机，心中只有谋求霸主的欲念，在这个念头的驱使下，他的行为如此的怪异，即便在当时也为人所耻笑。宋襄公对敌国士兵的爱惜态度，与对待盟国国君的残酷行为相比，谁能相信是出自同一人呢？对生性残忍的宋襄公这番自欺欺人的愚行，清人高士奇的剖析可说入木三分：“甚矣哉，宋襄之愚也……吁，宋襄其谁欺乎？夫祸莫僭于残人骨肉，而以国君为刍狗。无诡之杀，郐子之用，以视重伤于二毛，熟大？逆天害里之事，宋襄敢行之，而故饰虚名以取实祸，此所谓妇人之仁也。”（卷三十五）


    二

    宋襄公以“让国”而得“仁义”之名，又欲以“仁义”称霸诸侯。在这个过程中，他有时表现出谦谦君子的风度，有时又暴露出一种凶狠残忍之态。他的“让国”，似乎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智慧和狡诈；泓水落败，却又暴露出一个投机者的愚蠢和无知。宋襄公是一个畸形的矛盾混合体，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实在很难用几句话去评说，透过其表面现象，挖掘其畸形心态产生的原因，该是我们走出的误区。

    “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大国争雄，争霸各国所打出的共同旗号是“尊王攘夷”，但在争夺霸权的过程中，却表现出姿态各异。在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霸主身上，机智与奸诈，实力与阴谋，互为交织，相映成趣。宋襄公却另辟新途，欲以“仁义”服众。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所作所为，决非他本人心血来潮、视战争如儿戏，这种心态产生于宋国的国君身上，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它是春秋时期“崇霸”与“崇礼”这种相互矛盾的文化思潮的真实映衬；另一方面，也是宋国所处的特殊周边环境和国情决定的，是宋国自身文化积淀的一种折射。

    “叔未浇讹，王道陵缺，而犹假仁以效己，凭义以济功”（党锢列传序），这是春秋社会的真实写照，春秋正是这样一个礼乐制度遭到严重破坏而又大倡名分道德的矛盾时代。春秋以来，“礼”的观念在人的心目中虽然发生了动摇，但在社会上仍有相当影响力。“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虽然变成了“自诸侯出”，但周天子仍是名义上天下的共主和宗法上的大宗。春秋时期，周天子始终没有成为哪一位霸主的附庸，周王室对于诸侯一直有很大的影响力，即使是最显赫的霸主也没有取周天子而代之的“非分”之想。春秋霸主中只有一个楚庄王曾经想问鼎周室，暴露出不轨的苗头，但王孙满却给他一个当头棒喝：“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宣公三年）齐桓、晋文欲代周天子号令诸侯，都打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披上“崇礼”的外衣扮演创造时势的英雄，这正是他们的聪明之处，这样一来，他们称雄图霸的行为似乎就名正言顺了。可见，春秋时期，在“崇霸”与“崇礼”两种互为矛盾的思想中，“崇礼”只是形式，“崇霸”才是实质；“崇霸”虽然一定要披上“崇礼”的外衣才显得合理化，但“崇霸”始终是春秋时代的主题思想。不过，在“崇霸”与“崇礼”之中，并非所有的诸侯君主都能找到正确的契合点，宋襄公便是其一。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正值齐桓公霸业鼎盛时期，各国之间的争霸已经兴起，但宋襄公一方面长久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使他仍坚守着传统的礼制而泥古不化；而另一方面却又无法抵御争霸思潮的蓬勃兴起，这就使得他陷人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不论是否出自真心，他曾经试图礼让，把君位让给比他年长的目夷。但此后为了表示对齐桓公霸业的支持，他甚至在尚未替父亲举行葬礼，自己仍在服丧而未正式即位的时候，就前往参加齐桓公召集的葵丘之会了。由此可看出，宋襄公灵魂深处的真实追求与向往，就是试图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中寻求到一个共通点，即通过因循周礼的方法来达到他称霸诸侯的目的。但在春秋那样一个图霸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到处充斥着强权与阴谋，文明之师、礼义之邦的道德大厦是注定要崩溃的。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在霸权迭兴、风云变幻的战争年代，那种过时的礼制只能当作“招牌”使用，而最终必须通过真枪实战才能发挥作用。迂腐的宋襄公深陷于传统礼制的泥潭无以自拔，与时代的潮流格格不入，注定要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宋襄公希图通过因循旧礼的方法达到他称霸诸侯的目的，有悖于时代潮流，其霸主梦最终破灭，这是时代大浪淘沙的必然结果。但宋襄公欲以“仁义”称霸诸侯，我们绝对不能简单地把他视为滑稽可笑的“怪物”，宋襄公的失败，反映了传统观念在霸权迭兴时代的窘困和无奈；而其畸形心态的产生，又是宋国所处的特殊周边环境和自身文化特性中的消极愚昧成分等复杂因素共同导致的。从整个地埋环境来看，宋国是中原各国通往东南吴越的交通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但宋国地处黄淮冲积平原，无险可据，易攻难守。从经济环境来看，宋国生活在强邻环视的中原腹地，易遭别国进攻又难以拓展疆土。因境内缺乏山川之饶、鱼盐之利，中原宋民以农耕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在这样一种有规律、有秩序、宽缓安定的生活环境中，逐渐形成了文质彬彬的性格和尚文习礼的风俗。他们忠厚质朴，讨厌战争。所以，春秋时期两次重要弭兵大会都由宋人发起，并在宋地召开。由于宋国特殊的周边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加之由此而形成的宋民消极保守的性格心理特点，这实际上限制了宋国的发展。当然，宋国的国力不强，最主要的原因是宋执政者在政治上因循旧规，不思改革而致。[4]从宋国的历史发展考察，襄公时代是宋国的辉煌时期。这主要是因为宋国是周初分封的公国，在周天子心目中有一定的地位，而在周天子的号召力尚未完全丧失的情况下，宋在诸侯各国中当然也有一定威信，况乎襄公又有“仁义”之君的美名！春秋时期，齐国最早称霸，与齐国关系最密切、地位最尊者便是宋国。齐国之所以对宋国另眼相看，一则是借重宋襄公以“让国”而获取的“仁义”之名，再者就是考虑到宋国公国之尊的政治威望。古人在评述宋国时也曾说过“宋虽灭，本大国”（地埋志）。可见，宋襄公图谋霸业，政治资本还是比较充足的。但在战火纷飞、兵戎相加的年代，仅凭此就想登上霸主宝座，那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国家必须有实力——军事实力和经济后盾，宋国缺乏的恰恰正是这一点。所以，要像齐桓公那样，驱除戎狄，“存邢求卫”（僖公元年），救患扶危，以兵威树信，再进而促成“召陵之盟”和“葵丘之会”以成就霸业，对宋襄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这样，宋襄公想接替齐桓公的霸业，只有充分发挥自己“仁义”之名的优势，希望能以此提高声望，使中原诸侯听命于己。这便是宋襄公玩弄“仁义”之术的出发点和社会背景。

    另外，宋襄公的“仁义”心态也是宋国自身文化积淀的一种折射。宋国是殷臣微子启的封国，统治区内部大部分是殷之遗民。作为“亡国之余”，宋国统治者对周王室始终有一种感恩戴德和自惭形秽的复杂心理，这种心理对宋国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宋国文化一方面是古朴的殷商文化的一脉相承；再就是体现出一种受压抑和自卑忍让的文化特征，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消极保守，愚笨仁厚。比如宋地出身的一些学者，大多都是思想保守、不求进取。像著名的道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庄子，认为人是不可胜天的，强调“命”对人生的主宰作用，公然提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人间世）的命题，主张无所作为，逃避现实。再如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主张“兼爱”、“非攻”，生活只要吃饱穿暖足矣。又如稷下学派的宋钘，提出“见侮不辱”、“使人不斗”、“情欲寡浅”（天下篇）等主张，也是要求人们克制自己、宽恕别人，要能容忍、不要斗争。可以看出，他们都有一种满足现状，不求发展的思想。这些学者尽管和襄公时代相距几百年，他们的思想却无疑是宋国早期文化的积累和沉淀。宋襄公图霸是其政治理想，原本无可非议，只是这种理想太缺乏现实的土壤！霸主的宝座并不是靠利欲名望、仁义道德这些虚妄的精神食粮就能够赢得的。“兵威所及，尚不能服一曹，而欲与楚争伯”（卷三十五），该是何其困难！齐桓公和晋文公在争霸之前，都首先致力于整顿内政，发展经济，改革军制，以振兴国力；秦霸西戎，楚庄王称雄，也都先后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以增强国势；他们都最终成为实至名归的霸主。宋襄公则不然，他即位后，并没有积极主动地去从事富国强兵的革新尝试，而是利欲熏心，把名义看得高于一切，胜于一切，成为脱离现实的狂想主义者，其结果只能是梦幻破碎，自取羞辱。其实，对于宋襄公极度膨胀的个人私欲，当时不仅国人竭立谏止，国外的有识之士也早下过断言。周内史叔兴曾对宋襄公说“君将得诸侯而不终”（僖公十六年）；鲁大夫臧文仲说“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僖公二十年）。惜乎宋襄公不能自知！


    消极保守总是和愚腐呆滞紧密相连的，这恰恰正是宋国文化底蕴中的又一突出特征。中原宋民善良仁义、愚笨守旧，渊深源久，为时人所共知，其流风遗俗，至西汉犹存。司马迁在论及各地风俗时曾指出，梁宋“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货殖列传）。古人言“郑昭宋聋”，就是说郑人聪明机灵，宋人愚笨呆滞。古籍中关于讽刺宋人愚笨的例子很多，比如大家熟知的“守株待兔”的故事，主角即为“宋人耕者”（五蠹）；“拔苗助长”的也是宋人（公孙丑上）；由此可以看出，仁厚愚笨、缺乏变通，这种消极黯淡的性格心理特点，绝非宋人的个别现象，乃是宋地的一方民风，换句话说，就是宋国区域性文化的一种体现。那么，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宋襄公身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两千多年来，宋襄公虚伪而又愚蠢的形象，一直受到人们的诟病和嘲讽，但是有多少人去思考和探讨其行为举止背后深层的文化根因呢！此一偏之见，以作引玉之砖，望专家批评指正。（作者：朱凤祥  商丘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