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明政府的登莱巡抚,袁可立还有一项“外交职责”——节制朝鲜军政。朝鲜是明朝的属国,当时由于陆路通道已被后金截断,因此有着海上便利的登莱巡抚就承担起了对属国朝鲜的管理。袁可立上任没多久,就遇到了一件麻烦事:朝鲜发生了政变。
公元1623年4月,朝鲜国王光海君李珲为其侄绫阳君李倧所篡,李倧将光海君流放江华岛,是为“仁祖反正”。
作为宗主国,明政府对这样的篡位行为是不能容忍的。袁可立闻讯后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看得废立之事,二百年来所未有者,一朝传闻,岂不骇异。”并立刻上疏朝廷:“李珲袭爵外藩已十五年,于兹矣,倧即系亲派,则该国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容倒置。即珲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
之所以如此强硬,不仅仅是因为这种篡位从纲常伦理的角度来说是大逆不道的,更重要的是,由于后金政权的崛起,朝鲜有了摇摆不定的苗头,作为宗主国,必须把这种苗头扼杀在萌芽阶段,因此,袁可立做出了非常强硬的姿态,甚至威胁派兵“声罪致讨”。
李倧对宗主国的态度是非常在意的,这关乎其合法性能否得到明朝政府承认的问题。于是,李倧派出一个超级庞大的使团(共有328人),前往登州拜见登莱巡抚袁可立,请求他代为转奏辩明原委,以获得明政府的册封。
朝鲜使团在当年六月十一日一大早便来到登州等候接见。三天后,袁可立才接见了朝鲜国使团。使团“升自东阶再拜”,向袁可立“呈申文”递交国书。
由于当时正与后金用兵,明朝国力受限,客观上也不允许在这件事情上太较真。袁可立看到朝鲜态度良好,就借坡下驴,“请正词质责之,以济师助剿为券,与廷议合”。后来,袁可立给皇帝上疏道:“亦当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罪之诏,令其祗奉国祀,如国初所以待李成桂者,此又不得已之权也。”
袁可立的态度让朝鲜人非常不爽,这一风波的尾声一直留到清康熙年间——朝鲜投降清朝后,同时对袁可立给朝廷奏折《请讨篡逆疏》中“又系倭夷之婿,废立之举,实借倭为之”之语耿耿于怀,后来在清廷开馆延修《明史》之际,朝鲜曾派专使来中国“辩冤”,在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
“反间计”策反刘兴祚
从公元1623年二月开始,袁可立在逐步完善对东江和登莱两镇兵马布局的同时,还精心设计策反收降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姻婿刘兴祚。
刘兴祚是明末清初辽东地区著名战将,同时也是历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后金人称其为刘爱塔,朝鲜文献称之为刘海。刘兴祚最初只是明朝辽东开原卫的一个下级官员,因触犯法律逃到后金境内,凭借着聪明伶俐和勇敢善战得到努尔哈赤的信任与重用,被任命为副将,并成为后金国内继额驸佟养性、李永芳之后,位居第三的汉族将领。
然而,后金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奴役,深深震动了刘兴祚未泯的良知,激起强烈的民族大义,他屡次通书于明登莱巡抚袁可立,表示欲脱离虎口、“自拔”归明的心愿。
袁可立认为这是战略良机,随“给与免罪牌及加衔札付,并许降后代请封官”,命“沈总兵于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机接应”。但由于不慎风声走漏,后金“将爱塔并李永芳长子虏去,杀其弟刘兴仁及王丙。屠城,驱其余民于永宁”。这次牵连颇广、里应外合的事变被努尔哈赤迅速镇压下去。
当后金两次出兵攻明时,刘兴祚“俱遣人先报”,使之“得以为备”。为了逃出后金,刘兴祚又策划了假上吊与真火灾事件。通过假上吊,后金人放松了对其看管,允许他从沈阳城内搬到城外居住。公元1628年,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刘兴祚找了一个酷似自己的后金士兵,以酒灌醉毙后纵火烧之,后金人勘验信以为真。刘兴祚趁机逃出后金。
袁可立策反刘兴祚,对后金军心打击是空前的,引起努尔哈赤震怒,大批汉官汉将因受猜忌而被杀,沿海四百里海疆不战而重新收归明朝。“奴(努尔哈赤)多用中国叛将防守四卫,而公(袁可立)纳刘爱塔之降,以开奴携二,一时中国叛将被奴诛夷殆尽。虏因弃金复诸城,而举四百里丧地复归版图焉”。
尽管后来由于阉党排挤,袁可立并没有看到这一“反间计”的最终成果,但刘兴祚还是在崇祯初年归顺明朝,积极投入抗金斗争。
可惜的是,刘兴祚归顺后没有受到袁崇焕的重用,直到后来孙承宗重回辽东,才给了刘兴祚“用武之地”。次年,刘兴祚官至副将,掌管皮岛事务。不久奉命率兵赴永平,与后金激战时阵亡。刘兴祚是明清战争史上明朝诱降满清级别最高的将领,为辽东间谍战“反间计”之著名战例。
扶持毛文龙惹来争议
在袁可立巡抚登莱经略海防的战略中,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毛文龙。
毛文龙原是一个不出名的低级军官,后金大军纵横辽东时,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逃亡,而是占据皮岛,牵制后金军队。
即使是成了岛主,在大明军队中,毛文龙依然是个不起眼的角色。不过由于皮岛的作用非常重要,且毛文龙在敌后游击作战中确实有一套,因而他成了不可替代的人物。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在巡抚登莱期间,袁可立一步步提拔毛文龙。
平心而论,袁可立是从大局出发支持毛文龙的,看重的是毛文龙的军事才能。根据《明史》和《明实录》的描述,“公(袁可立)故奇其(毛文龙)胆智”。袁可立为了向前推进沿海防御,曾多次替毛文龙向朝廷募兵请饷,他说:“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大张挞伐之气。据所报功级解验,前后大小三十余战,斩首共一千九十七级数逾,上捷者共五次,总获器械、弓箭等件共五万。当我圣主宵旰之时,人心危惧之日,海外有此奇功,其应陛应赏应恤之官兵相应敕部,行巡按御史覆勘,再为议序,以侯俞旨施行。”甚至在地震时还在向朝廷上疏请求“预筹毛帅之接济”。
在袁可立的力荐下,毛文龙不断被加秩晋阶。他开始恃功自傲,“骄愎不协,蛊于兵,满蒲、昌城袭报用敢献功”。朝廷中央官员对毛文龙的质疑声浪日高。
老实说,袁可立内心也相当痛苦,朝臣们奏折所说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毛文龙立足皮岛,牵制了努尔哈赤,功过分明。夹在中间的袁可立左右为难。
一方面,袁可立对毛文龙多次批评——他核查毛文龙的战报和军饷,指斥毛文龙贪功冒饷,“力柔其(毛文龙)骨”,劝毛文龙“臣子勿欺”。但毛文龙其时势力已经坐大,对袁可立的批评阳奉阴违。另一方面,言官们口水乱飞,尤其是言官宋祯汉,纠集多人轮番恶意攻击袁可立。以至于连天启皇帝都看不过去了,公开打抱不平:“大臣去留悉听上裁,言官论人当存大体,不必连章抟击。”最后是言官忘攻无稽,“上不听,旋以平莲功加秩(袁可立)兵部侍郎”。
身心疲惫的袁可立实在没有办法,最后选择了“功成身退”——上疏皇帝,要求辞职回家。但天启帝十分眷顾袁可立,接连七次上疏辞官方得批准。
事实上,袁可立对于毛文龙的处理还比较妥当——在袁可立巡抚登莱期间,毛文龙还不敢过于嚣张,很给袁可立及朝廷面子。
袁可立离任后,毛文龙无人能御——他和登抚继任者关系相当紧张。加之失去了有效的策应和后盾,毛文龙再也没有发动过像样的战役,甚至连大将张盘阵亡他也没有努力救援。后来的督师袁崇焕见毛文龙过于嚣张,干脆“入其军,斩其帅”,三下五除二将毛文龙斩首——事实证明,这是非常臭的一步棋,不仅皮岛继任者无法控制毛文龙留下的数万军队,而且明军再无可牵制后金的实力。袁可立苦心经营的初具规模的登莱海上防务渐趋瓦解。黄道周有言:“公(袁可立)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评价是十分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