傩是古代图腾意识和原始宗教意识而产生的一种"万物有灵"的神秘主义现象，这种现象的具体表现为"假面跳神"。傩起源于远古社会，形成于商代，逐渐流传，到周代、汉代，傩发展为由方相氏主持的一种驱鬼逐疫的仪式活动。长期的发展演变，傩逐渐复杂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傩文化，其具体内容有傩祭、傩舞、傩戏、傩面具等等。南阳汉代画像石中有丰富而形象的傩文化内容，使我们不但对汉代的傩文化有一个直观的认识，而且对傩文化的起源也有一定的启发。    
   
    一、 南阳汉代画像石中的傩文化内容分类
   
    现存的两千余块南阳汉代画像石中，反映傩文化内容的画面达数百幅。如将这些画面分类，大体可分为反映傩文化起源的内容和反映汉代傩文化的内容两部分。
   
    1．反映傩文化起源的内容
   
    傩起源于远古时期人们企图控制自然、征服自然而进行的巫术活动，而这种巫术活动与图腾崇拜、鬼神崇拜密切相关。图腾是远古时期人们认为跟本氏族有血缘关系的某种动物自然物，以其作为本氏族的标志，进而把图腾赋予超自然的能力而进行崇拜。原始的巫术活动就是借助图腾的力量来企图控制和征服自然，在巫术活动中模仿图腾动物的动作、声音或戴上图腾面具进行各种仪式，使其具有了傩的含义。在南阳汉画像石中这类画幅主要有: 三足乌、后羿射日、伏羲女娲等反映远古时期图腾崇拜的内容。
   
    汉画中的三足乌以及代表太阳的乌鸦图像，皆反映了远古时期的人们对太阳的崇拜和对鸟图腾的崇拜。太阳朝升夕落，给大地带来光明和温暖，给树木带来葱郁，给农作物带来了好收成。在远古时期的人们的观念中，认为太阳是由一只金色的乌鸦背负着，由天的东方飞往天的西方，或者认为太阳就是一只乌鸦，并神化成三足乌。《后汉书·天文志》注引《灵宪》："日者阳精之宗，积而成鸟，象乌而有三趾。"这种对太阳的崇拜是和对鸟图腾的崇拜分不开的。史书中记载许多民族是崇拜鸟图腾的，如殷人的祖先契是其母简狄吞燕卵而生；秦人的祖先大业也是其母女修吞燕卵而生，这都说明了殷人和秦人对图腾的崇拜。正是因为对太阳和鸟的崇拜，才使得这两种"神灵"有机地结合成"阳乌"即三足乌。这种对太阳和鸟的复合崇拜而演变成的阳乌，对后来的傩文化有很大的影响。如有阳乌演变成后羿射日的神话，由后羿射日演变成"打赤鸟"的傩舞。在南方的少数民族语言中，鸟字发音为"傩"，而鸟亦是他们崇拜之神。
   
    在汉画像石中的后羿射日，就图像来说是非常形象的。图中的后羿站在扶桑树下，弯弓搭箭射向停栖在树枝上的乌鸦。这幅图画的直接根据是《楚辞·天问》："羿焉毕日？鸟焉鲜羽？"和《淮南子·本篇》："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赤草木，而民无食。""羿仰射十日，中其九鸟，皆死，堕羽翼。"从这个神话中大致可看出其中隐藏的真相--羿与十个崇拜鸟图腾的部落作战，打败了九个部落，使其统一到一个大的部落联盟之中。也可能是一种原始傩舞，崇拜鸟图腾的人们头戴十种鸟的面具在一起跳一种舞蹈，由装扮成英雄的羿来一一射杀。不管属于哪一种，这个神话故事直接演变成了傩舞--打赤鸟，此舞在贵州少数民族中至今仍很流行。
   
    我们从《礼记·月令》的记载的大傩的时间上不难理解古人为何崇拜"阳乌"而又要"射日"。 《礼记·月令》："冬季之月，命有司大傩"。高诱注曰："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今人腾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由此可见，行大傩的活动在冬季之月，是阴气弥漫的季节，按照中国人的观念，鬼为阴，神为阳，阴气重的时节也是鬼活动的时节，故而逐之。同时，也通过大傩活动企盼冬季早日过去，阳气早日升腾。而实现这一企盼的唯一具体的愿望就是让太阳（阳乌）早日从远处飞临上空，给大地带来温暖。但是，人类虽有美的愿望，但毕竟无法控制自然，尤其在原始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刀耕火种时期，大旱无而，烈日炎炎，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灾害，更有部落间的互相争战，都使得人们企图通过傩舞的形式来控制太阳的温度和战胜其它部落,于是自然产生了"射日的傩舞"。
   
    汉画中的伏羲女娲皆人首蛇身，《鲁灵光殿赋》："伏羲鳞身，女娲蛇驱。"这种对人类祖先形象的刻画使人们想起远古时期的龙蛇崇拜，这幅伏羲女娲缠身交尾的画像，无疑是一种原始傩舞的再现，当时的人们装扮成龙身蛇躯，跳着舞蹈，模仿交尾动作，祝福着后代更加兴旺。
   
    伏羲女娲传说是人类的始祖，实际上应是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的崇拜龙蛇的部族，龙蛇是这个部族的图腾。当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近亲繁殖造成了后代的成活率低，寿命短暂，从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仰韶文化墓葬中，死者年龄40岁左右的居多，早于仰韶文化时期的人类的寿命就更短了。出于对部落兴旺的企盼，自然产生了模仿龙蛇交尾的傩舞。
   
    2． 映傩文化的内容
   
    反映傩文化的内容主要有方相氏、执桃弓棘矢之傩和大傩驱疫等。
   
    方相氏为司傩之官，《周礼》中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司傩……。"发展到汉代，方相氏不仅仅是掌蒙熊皮，而是全身皆蒙熊皮。《后汉书·礼仪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汉画像石中刻画的方相氏，头戴假面，身蒙熊皮，黄金四目，面目狰狞，与史书中记载相符。还有一种方相氏，头戴假面具，执戈秉钺，正是张衡《东京赋》中所记"方相秉钺，巫觋操茢 " 。
   
    此傩头戴面具，瞠目咬牙，脚踏桃弧，口衔棘矢。《南阳汉代画像石》一书据《汉书·申屠嘉传》注:"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强弩张之，故曰蹶张。"而定名为蹶张。如果根据其头戴假面和在墓室中所处的位置判断，应为傩像。此傩所执桃弧棘矢，有避邪之功能。此说最早出于《山海经》："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皇帝乃作礼，以时驱之。门户画神荼，郁垒及虎，悬苇索以御凶。"桃树御鬼之说逐渐演变成桃人、桃印、桃符、桃仗、桃弧等辟邪之物。汉代的桃弧棘矢驱邪之俗就是由此而来。张衡《东京赋》:"尔乃卒岁大傩，殴除群厉。方相秉钺，巫觋操茢，侲子万童，丹首玄制。桃弓棘矢，所发无臬。"李善注云:"桃弧，谓弓也；棘矢，箭也。……《汉旧仪》：'常以正岁十二月命时傩，以桃弧苇矢射之……以除疾殃。'《左氏传》曰: '桃弧棘矢，以除其灾。'"汉代宫廷大傩中的"桃弓棘矢，所发无臬"，亦受到了楚文化的影响。《吴越寿秋》： "楚有弧父。弧父者生于楚之荆山，生不见父母。为儿之时，习用弓矢，所射无脱，以其道传于羿。羿传逢蒙，逢蒙传于楚琴氏。琴氏以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当是之时，诸侯相伐，兵刃交错，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横弓著臂，施机设枢，加之以力，然后诸侯可服。琴氏传之楚三侯……自楚之三侯传至灵王，自称之楚。累世盖以桃弧棘矢而备邻国也。"《史记·楚世家》:"析父曰：'先王熊译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译，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杜预注曰: "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将御至尊故。"这些史料反映出楚人信仰桃弓棘矢可驱除凶邪保卫祖神。《吴越春秋》所记琴氏"横弓著臂，施机设枢，加之以力"的改进措施，使桃弓改进成桃弩，方使楚强大起来。南阳地区是楚文化发祥地之一，汉画像中大量出现脚踏桃弩，口叨棘矢之傩决非偶然，必与楚俗有关。陈长山、魏仁华在《蹶张图考》①一文中曾认为南阳汉画像石中的"蹶张"即执弓矢者属神而非人，根据其在墓室中所处幽暗角落来看，当为古人供奉镇宅除邪的宗布神形象。此傩是否是宗布神暂且不论，但是作为一镇宅辟邪之神的见解是非常正确的。
   
    大傩逐疫
   
    南阳汉画像石所刻大傩逐疫的场面中，有身蒙熊皮的方相氏率十二神相斗的傩舞，也有执钺的方相氏率十二神相斗的傩舞。《后汉书·礼仪志》："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弟子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濮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曰：'甲作食凶，胇胄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桀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躯，拉女手，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因方相氏与十二兽舞。"南阳汉画像石中的十二神皆为人扮的"有衣毛角"的怪兽。
   
    除此之外，在墓葬的门柱、门扉上刻的"执戈扬盾"的门吏、熊、虎等图像，亦属傩的形象。
   
    二、 从南阳汉画像石看傩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傩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这种具有宗教色彩的图腾崇拜与原始的生产活动结合，则产生了傩文化。以南阳汉画像石中的大傩驱疫场面来看，无疑可从原始的狩猎生产中找到根源。前苏联哲学家乌格里诺维奇在《艺术与宗教》一书中，对北美洲印第安人的傩舞--野牛舞进行研究，认为此舞蹈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狩猎巫术是作为人们的狩猎活动即劳动活动的继续而产生的，因而是以劳动、生产为其根源的。其次是在野牛舞中非常显豁地表现出最古老的猎兽巫术仪式的一个首要特点，即: 这种舞蹈就是企图把愿望当作现实，以对狩猎过程的描绘和模拟来顶替这一实在的过程 。我们通过南阳汉画像石中的十二兽舞可以想象出史书中所记载的"击树击石，百兽率舞" 的场面：人们身穿兽皮，头戴面具，装扮成各种动物，在用木器和石器击打出的节奏下，模仿出各种动物的叫声和动作，跳着、叫着，兴高采烈。在舞蹈中，装扮成猎手的舞蹈者将动物们一一"射杀"，所有的人们则都得到了最大的满足。他们相信，在各种对象之间存在着超自然的联系，即"万物有灵"，通过这种巫术仪式可以达到一定的实际目的，如获取猎物，驱逐魔疫等。
   
    南阳汉画像石中的驱除旱魃（图七）和跳傩阉牛的画像（图八）都是汉代傩文化在当时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反映。
   
    汉代的傩文化除了承袭了傩文化起源时的特色外，还充实了新的内容--在汉代人们的生死观念的影响下，傩文化进入地宫，为死神服务。汉代人的生死观念很复杂，"生则极养，死乃崇丧，"首先是重生，追求长生不老和名利，其次是重死，而重死的目的仍然是为了重生。汉代人相信人死后神灵能在阴间继续生活，因而死后仍想得到生前的一切。汉画像石中许阿瞿墓志铭"神灵独处，下归窈冥"之句和王充《论衡》中所言汉代"以为人死辄为神鬼而有知，""谓死如生，闵死独葬，魂孤无副，丘墓闭葬，谷物乏匮，故作偶人以待尺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积浸流至，或破家尽业以充死棺。"这种重死的目的是为了让死者的灵魂保佑后代的昌盛，而后代对逝者的厚葬也有争得社会舆论而达到"举孝廉"的目的。正是这种生死观念的支配使得汉代日常生活中的傩文化内容进入地宫。在地宫中不但有面目狰狞的方相氏，还有口衔棘矢、脚踏桃弩的傩神，更有那充满神秘色彩的逐疫场面。
   
    汉代傩文化中的大傩驱疫的规模盛大，参加人数达几万人，《东京赋》："侲子万童，丹首玄制。"还有十二神和方相氏，另有参加送恶鬼至洛水的卫士和骑士数千人。《东京赋》注曰："卫士千人在端门外，五营千骑士在卫士外，为三部，更送至洛水，凡三辈，逐鬼投洛水中。"在南阳汉画像石中就有一幅送恶鬼的画像，图中下刻两官吏执金吾，上刻人首兽躯，上肢高举的两鬼，正是送恶鬼至洛水的反映。 由官方组织的大傩逐疫达如此重要，可见傩文化在汉代已发展到鼎盛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