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帝国主义加强对华的殖民统治,清政府则步步退让、出卖主权,这唤起了仁人志士和广大民众的觉醒,形成了一股反帝反封建的巨大怒潮。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便产生了属于人民大众自己的说唱艺术,一大批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新曲目,如反映解放妇女的《小寡妇上坟》、《小二姐做梦》;反对帝国主义鸦片毒害的《大烟鬼显魂》、《上戏楼》等,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但另一方面,没落的官宦和一些文人雅士们所喜爱的《渔樵耕读》、《踏雪寻梅》、《隐士词》等表现闲情逸致的唱段也风靡一时。
清代,是南阳曲艺文化的发展时期,其原因是交通的便利,各地曲艺的交流,与各地的民风民俗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又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使各种曲艺利用各种方式,如聚会、带徒等,迅速发展起来。
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和影响,“平民教育”、“唤起民众”的思想颇为盛行,与之相适应的曲目应运而生,在鼓子曲里出现了《武昌起义》、《改革大事记》、《李豁子离婚》等反映时代风貌的新内容、新曲目;同时,过去认为伤风败俗的《盼郎》、《探情郎》、《闹五更》等众多反映爱情的曲词也盛行起来。演出场地也有所改进,清代的鼓子曲多在客房或庭院演唱,故称“客房台曲子”,玩友自命清高,远离大众。到了民国,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逐渐走向社会。如1914年邓县马书修(清末秀才)在邓县小西关创建曲子茶社,邓县曲友率先走进茶社演唱鼓子曲。此后,南阳、内乡、镇平、新野等县,都先后有了曲子茶社,茶社成了鼓子曲的主要演出场所。茶社不收玩友的茶钱,因此,在南阳流行一句俗语:“学会‘太平年’,喝茶不掏钱。”据统计,民国时期,全区的曲子茶社(馆)就有30余家。这时,多年来一直在城镇码头、乡间撂地摊的三弦书、鼓词艺人,也随之进入茶社演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大调曲子”称谓的出现,对“鼓子曲”又是一大改进。鼓子曲由开封传入南阳以后,吸收融化了当地俗曲、小调,以及与南阳毗邻的陕西、湖北的小曲、民歌,经曲友们的不断改进与创新,逐步形成曲牌繁多、曲目丰富、艺术上独具一格的南阳“鼓子曲”。因为学唱“鼓子曲”各阶层的人物都有,有商贾、地主、官吏、知识分子,也有城市手工业者、店员、伙计、农民,南阳“鼓子曲”开始兴盛起来。由于欣赏志趣不同,有的爱唱高雅的曲目,如《红楼》、《西厢》、“历史曲”;有的爱唱生活小段,农村称之为“针线笸箩曲子”,如《伍员哭墓》、《安安送米》、《陈妙常》、《小二姐做梦》、《李豁子离婚》等。在唱腔曲牌上,一般用“杂牌子”,如[阳调]、[汉江]、[银纽丝]、[诗篇]之类,这类调子易学易唱,优美动听,深得爱好者的喜爱。20年代至30年代,“鼓子曲”由“坐板曲”、“蹬高跷”、“高台曲”逐渐过渡并形成了南阳曲剧,称为“小调曲子”。至此,“鼓子曲”才出现了“大调曲子”的称谓,以为之区别。
据《邓县戏曲志》记载,民国初年,由邓县李堂村曲子玩友盛长娃、李显妮(男)、张娃(三弦手)三人首先在春月娘娘庙登台演出《王大娘钉缸》之后,不少鼓子曲玩友纷纷走上戏曲舞台,从撂地摊到茶社,再到登台演出。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曲艺在不断地进步。
这时,音乐的改进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1936年,邓县曹东扶同新野曲友赵殿臣等,对经常演唱的曲牌、唱腔、伴奏音乐进行了加工整理,并使之规范,同时对前人留下来的片片断断的“板头曲”(大调曲子器乐曲)20余首的“工尺”谱,如[高山流水]、[打雁]、[闺中怨]等,进行了加工整理,成为一首首较为完美的器乐曲。此外,1931年,南阳市曾以乔子力为首组织大调曲子弹唱会,也为大调曲子的革新、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其间,南阳地区各地涌现了一大批技术高超卓有名望的大调曲子曲友,如南阳市的“曲圣”汤寅候、曲子状元叶先礼、曲子丑张保歧,邓县的曹东扶,南阳县的郝吾斋、张松亭、仝振武,西峡县的李文钊,内乡县的陈天才,唐河县的党震凡、李伯芝等。这些曲友的出现对大调曲子的改革、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同时,研究大调曲子专著也出现了。大调曲子在南阳的广泛流传,受到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关注,原河南大学国语系教授新野籍人张长弓先生,酷爱曲艺事业,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对鼓子曲风靡南北却不见经传的现象大为感慨,决心为之探讨。在1937~1946近10年中,尤其在八年抗战期间,他一介书生,不顾敌寇炮火的威胁,终年颠簸于中原大地、伏牛山中,走访了南阳诸县鼓子曲友,寻曲觅谱,编书撰文,终于在1948年8月在上海出版了《鼓子曲言》一书,它是我省最早研究鼓子曲之专著,这一专著的出现可谓是曲艺界的“圣书”。
在鼓子曲改进的同时,由于河南坠子在南阳的出现,使三弦书、鼓词受到了冲击,迫使它不得不改进创新。
1921年,唐河县三弦书艺人陈新富、孔庆喜、陈世林,在宝丰马街书会上见演唱坠子甚受欢迎,回县后便改唱坠子。1924年正值军阀混战之际,陈留县的河南坠子第一代女艺人陈三妮,经禹县至方城独树一带逃荒行艺。1930年,河南坠子女艺人赵金枝在南阳市东关设书场演出;1932年,女艺人王雪艳在邓县、南阳演出。女坠子艺人的出现,以其优美的坠子旋律、甜润的歌喉,吸引了广大听众,这对三弦书、鼓词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一部分有声望的三弦书艺人感到不安,为了挽回局势,振兴三弦书,他们进行聚会,大力鼓动宣传。如1946年农历三月三日由唐河县三弦书艺人张秀山发起,聚集南阳、方城、泌阳、唐河、桐柏等县三弦书艺人200余人,还有河北、安徽等地专程赶来的三弦书和其他曲种艺人共300余人,在唐河大河屯街举办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三皇会”,但仍然抗拒不了坠子的冲击,使不少三弦书艺人改唱坠子书,一时三弦书走向下坡路。
在三弦书受到河南坠子冲击的同时,南阳鼓词也遭受到同样的厄运。艺人们为了南阳鼓词的生存而奋力抗争,对鼓词的演唱进行了改进。如1925年,镇平县部分鼓词艺人演唱鼓词时,加进了坠琴伴奏,称之为“鼓碰弦”,进而对演出也进行了改进,如分角色化妆表演,人们称之为“鼓儿哼戏”,经过改进使鼓词有了生命力,活跃在南阳盆地上。
民国时期,曲艺文化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