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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曲艺艺术概述
2013/11/14 10:23:21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春秋战国时期，南阳为楚国疆域，素有“北楚”之称。长达800年的楚文化是南阳历史文化的重要发展时期。1978年在淅川下寺的春秋楚墓中出土的编钟、石排箫等九十余种古代乐器，其音律准确，音质清晰，数量、种类之繁多、制作之精美，足以反映三千五百年前这里的音乐、歌舞之盛行。
南阳汉画馆搜集的大批汉画像石，雕造工巧，形象生动，内容丰富，不仅反映了古代艺术大师的创造才能，也显示了当时科学文化的发展水平。南阳汉画像石中的乐舞百戏，真实地记载了汉代南阳各类艺术的状况，保留有最早的说唱艺术迹象。乐舞百戏是集乐舞、说唱、杂技、角抵、滑稽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是后代各类表演艺术的雏形，尽管在某些方面还不够成熟，但的确孕育着这些方面的因素，曲艺就是其中的一种。图中的弹奏琴瑟伴唱同现代曲艺中的大调曲、三弦书的演唱形式十分相似；击桴鼓者，似乎边鼓边唱，其鼓状与今鼓词中所用之鼓也很相像；汉代的相和歌，是一种用歌唱讲故事的形式，已显露出说唱艺术的前期迹象，是最早的曲艺；而南阳汉画馆珍藏的汉代“抱相俑”则可证明，两汉时期“相和歌”已在南阳流行了。
唐代的南阳，因与国都长安、古都洛阳相近，遂成为南北交通之要冲，促进了南阳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各地艺术活动的相互交流。李白诗中“清歌遏流云，艳舞有余闲”（《南都行》）的记述，清楚地反映了唐代南阳文化艺术的繁荣。值得一提的是唐代“俗讲”，它由宣扬佛教思想的讲经演化而来，具有故事性和伎艺性。《明嘉靖南阳府志》记：“裕州（今方城县）普娅严寺在城东大乘山，为唐法本禅师之道场也。”道场，就是当时“俗讲”讲唱佛经的场所。
产生于元代宫廷和民间的北曲，以演唱元曲小令为基础，是大调曲子的最早溯源。南阳艺人曾在城东柴阁老坟地，发现有记述元代宫廷鼓子派情况的墓碑。到了元代中末叶，由于元曲植根于不同地域，受其当地语言、民俗的影响，而形成了不同风格的民间音乐，使其渐衍分化，发展形成了不同声腔、不同板路的不同剧种和曲种。这种不同地域不同剧种的形成，是我国戏曲、曲艺艺术发展中的一次大的飞跃。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封其第23子唐定王朱柽于南阳，随带一班宫廷歌女乐手，其中的鼓子派同南阳民间的鼓子派逐渐融为一体，为南阳鼓子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朱柽在南阳大兴土木，建造王府，筑起供玩乐的园林，常宴乐其间。王府中的乐户、伶人的歌舞活动，对后来南阳的说唱艺术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清朝雍正年间，宫中鼓子派代表王翰林回到南阳老家城东柴庄，随带艺徒多人，回来后专门研究鼓子曲。先后有不少外地流散艺人、梨园子弟来访，带来了很多外地曲牌，推动了南阳大调曲子的发展。乾隆年间，又有邓县周四少从北京带回了“垛子”曲牌，以此作为曲头曲尾，中间嵌以其他曲牌，形成了垛子套曲，在南阳一带演奏。清代由于驿道的开辟，由北京至云贵，多取道南阳，加之驿站紧靠白河码头，成了水陆交通要道。交通便利带来了经济繁荣，更促进了文化活动的交流。安徽的太湖曲、北方的码头曲、西部的背弓曲、南方的蛮曲、倒推船等，不断地为南阳大调曲子所采纳、吸收、使用，形成了南阳大调曲子独特的风格，并奠定了坚实、广泛的群众基础，使曲调曲目一新再新，习唱的人有增无减，南阳大调曲子以它独特面目逐步成长、完善起来。
鼓词是一种古老的说唱形式，相传是道教宣传教义的工具。汉代时即有击鼓演唱之雏形，唐代的道调、道曲，北宋的道情，都与鼓词的产生有关。南宋时，道情中的一支传唱世俗故事，设场卖艺，作为谋生手段，被称作俚俗鼓儿词，在北方比较盛行。清道光年间，山东单县鼓词艺人张万年到南阳传艺，在很短时期内，习艺者先起南阳、镇平、唐河，而后遍及南阳各地。鼓词，南阳称为鼓儿词、鼓儿哼，是以击鼓和碰犁铧片为伴奏击节乐器、以板式变化体为其音乐结构的曲艺形式。它形式简单，易学易演，深为群众所喜爱，流传各地后遂与当地方言和演唱习俗合流，而派生出各种流派，如在桐柏称“淮源大鼓”，淅川丹江南岸的称“丹南大鼓”等。到了清末，出现了余四海、赵文秀、张小个、毕光舟等一批著名鼓词艺人，清末镇平县衙前还曾张贴过赞扬鼓词艺人余四海的榜文。
三弦书是民间俗曲的一种演变形式，它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并以其乡土之味、醇厚之美和刚健清新的特色，深受群众欢迎。约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南阳县秀才何老窝，乾隆四十年（1775年）方城县三弦书的一代宗师沈大楼都已开始演唱三弦书；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新野县艺人冯国有也在本县演唱三弦书。据方城县三弦书艺人张明川讲，他13岁开始学艺，可上溯四代：师父张士德、师爷范龚先、曾师祖龚一圈、太师祖沈大楼，上溯三弦书的历史已有250多年的历史。最流行是在清光绪年间，当时南阳三弦书艺人就有三四百人之多。由于三弦书艺人所处地域不同，演唱、表演也不同，从而形成了中路、东路、西路三个支派，三个流派各具特点。东路以张永西、老黄先儿、万孝廉为代表，多在桐柏、唐河活动；中路以社旗西桥头为中心，以南阳县的刘永科、赵四差脚为代表；西路大都在南阳县东北部与方城接境的博望一带活动，以南阳县的刘文学、方城的张士德为代表。这时的艺人们多聚集南阳，搭棚演唱举行会演，如三弦书传统书会——三皇会（尊奉天皇、地皇、人皇），参加艺人来自11个县，多时达100余人，演唱三天，竞技赛艺，在当时影响很大。这时的三弦书已达鼎盛时期。
善书源于唐代的俗讲，至清道光年间，其内容渐被宣讲“十全大善”的民间因果故事所取代，俗称“念善书”。光绪年间，无论是官场的“宣讲圣谕”，或民间的“念善书”，同时在不少地方流行。光绪四年（1878年），内乡知县高袖海，每逢朔望（每月初一和十五日），在县衙宣化坊前宣讲圣谕；光绪十八年（1892年）农历三月三日，桐柏县平氏镇古刹春会有外地三位“俗讲”僧人讲唱善书。桐柏、邓县、唐河三县出现了东华堂、西华堂、三华堂之类的斋公组织，常设“善书棚”念善书。随着念善书的增多，善书刻本流行于市井，南阳县书铺“明善堂”刻印的《义犬救主》等数十种善书刻本也在街市出现。
清末，在北方广为流行的评词传入南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邓县艺人高光三开始在邓县城内行艺。其后又有山东、陕西、湖北等地的评词艺人进入淅川、新野、镇平、南召、唐河、方城等地进行演艺活动。
这一时期，又有一些新兴的说唱曲种产生。光绪二十二年（1894年），新野县樊集乡芦堰村兴起了“槐书”。“槐书”的惟一传人汝新和（外号汝和尚）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已开始演唱槐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新野县歪子街出现陈万鹏的越调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