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霁翔：增加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范围

    长期以来，北京历史城区既要保护历史文化资源，又要实现多功能的现代城市建设，造成格外复杂的矛盾，也引发了各类全局性问题。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北京历史城区范围内的传统遗存已不足总面积的1/3，建筑形式和街道形态在时代、风格、尺度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同时，以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为代表的一些街区，也因为过多商业开发破坏了应有的原汁原味。

    在北京市正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之际，北京老城区何去何从？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认为，必须调整北京历史城区保护的战略方向，扭转单中心城市结构失衡的发展局面，遏制“摊大饼”式城市扩张，进一步明确首都功能内涵，提出整体保护的要求。

    单霁翔建议，进一步梳理历史城区可以进行整体保护的空间范围，突出其文化遗产价值，重点保护故宫、天坛等城市文化景观，保护以中轴线为代表的城市轴线体系，修补内外城和皇城城郭及传统水系格局，凸显历史城区面貌的完整性，并增加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范围，将北京62.5平方公里历史城区内尚存整体保护价值的历史街区，全部公布为历史文化保护区。

    樊锦诗：加大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投入力度

    对于科技助力敦煌莫高窟文物保护，全国政协委员、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深有体会。今年全国两会，樊锦诗思考的是如何加大文化遗产的科技保护力度。

    樊锦诗表示，莫高窟在1979年的年游客量是1.2万人，到2015年游客量已达到110万人。而对洞窟的检测发现，当游客增多时，洞窟的微环境就会发生变化，对文物造成不好的影响。于是，经过多年研究实验，莫高窟洞窟里安装了传感器，当温度、湿度超标时，洞窟就会暂停开放。2014年，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莫高窟开始实行网上预约的参观方式，这让莫高窟单日游客承载量从原来的3000人次提升至6000人次。

    因此，樊锦诗建议，国家应加大对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投入力度，国内的高校应该联合开展科研，研究如何运用科技更好地保护文物。要建立文物的风险监控体系，通过数据分析，为科学研究和文物保护提供依据。

    王瑞霞：设立文物警察打击盗墓行为

    在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青州市博物馆副馆长王瑞霞提出设立文物警察的建议。

    王瑞霞表示，一直以来，尽管国家在打击盗墓方面下了不少力气，但盗墓的行为却常常发生。她以亲身经历举例，在今年春节前几天，青州市某文物保护区就发现了一起盗墓行为。盗墓者在离古墓几百米的地方修建了一处平房做掩护，偷挖地下通道。文保人员发现时通道已经快挖到墓地。“现在盗墓组织越来越严密，装备越来越精良。有一次执法人员在蹲守过程中和盗墓者正面交锋。对方用钢珠枪向我们执法车开了一枪，前风挡玻璃上被打出一个小孔，猖獗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王瑞霞说。

    王瑞霞表示，当前，我国文物执法主要是由文物行政部门的执法机构行使相关权利。然而，文物行政部门的执法队伍在编制上多属事业编制，人员少、装备差、没有侦破案件的能力，很难与势头迅猛的文物犯罪相抗衡。

    她建议，建立一支文物警察队伍。这种做法国外早有先例，如在埃及、意大利，早有文物警察或文物宪兵队伍，在预防、打击文物犯罪方面效果明显。

    王巍：给文物上交者更多奖励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在两会上提到了近年大热的话题“文物上交国家”，他表示，文物上交者应给予更多奖励。

    王巍和大家分享了一个颇有争议的案例：陕西一位农民上交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文物市场价值数百万，当地奖励了这位农民一万元。文物市场价值和奖励之间的悬殊差距，引起民众的诸多质疑。王巍认为，发现文物并且上交国家的人，在给予精神奖励的同时，应加大物质奖励的力度，以形成正面的示范效应，鼓励更多的发现文物者将文物上交国家，避免珍贵文物的流失。

    王巍建议，国家从每年的文物保护经费中抽出一部分设立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用于奖励对文物保护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这除了包括发现文物上交国家的人之外，还包括为保护文物作出突出贡献的文物工作者、为破获盗掘古墓的案件或文物倒卖案件而作出贡献的公安干警和海关工作人员等。

    朱和平：把革命遗址保护纳入当地发展规划

    全国政协委员、朱德元帅之孙朱和平身为红色后代，心系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发展。朱和平认为，当务之急是要保护好革命遗址，把红色旅游纳入到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中。

    朱和平认为，除了要保护好革命遗址外，还要做好革命文物的收集整理工作。他表示，革命老区纪念馆最突出的问题是大多没有镇馆之宝，缺少有价值、能代表那个历史时期的文物。而现在革命文物收集的主要渠道是捐赠，要给予捐赠者一定的经济补偿。

    朱和平还建议为征集革命文物设立专项基金。他表示，很多革命时期的文物流散到了市场上，比如一些珍贵的手稿、书信，其中不乏党和国家领导人留下的珍贵历史资料，如果没有专项基金很难收集回来。

    （李佳霖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