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中国伊斯兰文化

 

　　公元651年，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者与中国通好，在之后1300多年的传播与发展中，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影响、相互融合，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伊斯兰文化在中华大地传播的过程，也是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国伊斯兰文化不仅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衍生物，在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中，还融入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成果，同时又吸收、融合了每个民族固有的本土文化和社会习俗。尽管如此，伊斯兰教的教理、教义并没有因此消弭，穆斯林也把伊斯兰文化中道、仁慈、宽容、和谐的宗教理念，其独有的宗教建筑形制，穆斯林传统的经商理念，以及伊斯兰教育思想带到了中国大地，使伊斯兰教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并步入了与中华文化不断融合的漫长历程。

 

　　早在元代时，北京城内信奉伊斯兰教的回回民户即达近三千户，现存牛街礼拜寺的始建，最迟不晚于辽宋时期，迄今已有千年历史。明代以后，北京城内的穆斯林人口大增，先后建起了锦什坊街清真普寿寺（明初）、安内二条清真寺（明初）、花市清真寺（永乐十二年）、东四牌楼清真寺（正统十二年）、通县张湾清真寺等数座清真寺，成为伊斯兰教在华北地区的传播中心之一。元明时期，由于中亚、西亚穆斯林的大量涌入，中国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各地都兴建了大量的清真寺。扬州、广州、杭州等地建成了穆斯林聚居区。同时，还开启了中国伊斯兰教建筑的历史，广州的怀圣寺、杭州的凤凰寺、扬州的仙鹤寺和泉州的麒麟寺都以其精美的中国传统建筑形制与阿拉伯建筑形制相结合而闻名世界，是世界宗教建筑史上的宝贵遗产。

 

　　明末清初在江南地区，伊斯兰与儒家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催生了融合儒家文化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对于中国穆斯林的精神启蒙具有重大意义。著名的“金陵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刘介廉等就是这一时期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突出代表，他们“以儒诠经”，既保护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完整，又便于在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中国大地传播伊斯兰教，把具有东方色彩的伊斯兰教与闻名于世的古老中国文化联系了起来，使伊斯兰教在远离其诞生地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获得了生存空间。

 

　　“以儒诠经”运动不仅带来了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大发展，而且带动了伊斯兰经书出版、发行的兴盛。清乾隆至光绪年间，镇江的清真寺与穆斯林就先后刊刻印刷过20多部伊斯兰教经典；云南昆明、大理等地也相继刊印了杜文秀木刻版《古兰经》和马复初、马联元等穆斯林学者、教育家的著作，并流通与闻名全国。

 

　　大量伊斯兰教经书的出版、发行又促进了经堂教育的发展。伴随着“陕西学派”“金陵学派”和“云南学派”的著书立说，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在中国西北、华北、山东、江苏和云南地区分别发展起来，且各具特色。经堂教育通常所使用的“十三本经”就是阿拉伯语、伊斯兰教与汉语言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典范。

 

　　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也为伊斯兰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与演进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我们不能忽视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更不能忽视中国伊斯兰教的特色。

 

　　保护中国的伊斯兰文化遗产，传承中国的伊斯兰文化，是对中华文化多元性的肯定，是对属于中国穆斯林独特的精神文化的肯定和传承。文化遗产是历史与传统的见证与载体，对其进行保护，实质上是在保护其传承古今的现实功能。

 

　　保护中国伊斯兰文化遗产是历史赋予的责任

 

　　弘扬中国伊斯兰文化传统，保护中国伊斯兰文化遗产，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穆斯林的光荣职责，是伊斯兰教为共圆中国梦服务的重要内容。

 

　　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内容博大精深，形式丰富多彩，包括信仰体系、宗教伦理、社会意识、道德规范、生活方式等等。伊斯兰文化反映着伊斯兰文明的特性：它使人类具有信仰，却要求去理性地思考；它给人类以宗教，但倡导科学态度；它指导人类注重精神，却鼓励创造物质财富，两世兼顾；它提倡立足今世，不忘后世，以今世求后世，两世吉庆。在伊斯兰文明中，“天启”的含义与人类的利益紧密相连，信仰与理性、精神与物质、现世与来世、个人与集体、权利与义务、因循与创造，这些对立的事物都达到和谐与统一，这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和谐与统一，是鼓励人们生存和创造的和谐与统一，是谋求社会安定、共同发展的和谐与统一。

 

　　植根于中华大地信仰伊斯兰教的我国各族穆斯林，传承伊斯兰教中的爱国爱教思想，扶贫济困，崇善弃恶，恩不求报，清不沽名；创造财富，保护环境，发展经济，谋求幸福。伊斯兰文明的内涵与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一致的。

 

　　因此，保护和弘扬中国伊斯兰文化传统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汲取宗教文化中的正能量，从而在不同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中，培育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核心价值，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昂扬向上的精神动力，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与荣耀。

 

　　保护中国伊斯兰文化遗产迫在眉睫

 

　　在2014年对四川、云南等省区的伊斯兰文化古迹调研过程中，我们感到保护伊斯兰文化遗产迫在眉睫。调研发现，当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群众生活得到改善后，普遍开始拆旧寺、建新寺，不考虑建筑环境的搭配，无视建筑的历史，无视建筑文化特色，盲目修建阿拉伯式清真寺，把原本可以修旧如旧的中国古典式清真寺建筑纷纷拆毁或废弃，保护状况堪忧。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些穆斯林群众忽视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1300多年来中国化的这一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式清真寺建筑的人为被毁有负我们这一代人鉴往知来的存史责任。应该说明，我们并不是一味强调我国的伊斯兰建筑就必须是中国古典式，也不反对宗教建筑的多样性，但反对忽视历史的盲目行为，反对不惜代价拆毁古建筑的做法。不仅如此，一些清真寺内中所存的手抄本《古兰经注》和原版经学著作、匾额、木刻、石刻碑文等大都有上百年的历史，有的成书年代更为久远，但是它们没有得到妥善的保护，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直接摆放在图书馆书柜中或堆放清真寺院落一角，或纸张脆弱或风化严重，字迹日渐模糊，不堪久存。我们担心中国的伊斯兰文化传统因此失去被传承与记忆的现实载体，而文化遗产恰恰是当代青年穆斯林了解、感知、传承和发扬中国伊斯兰文化亟需的生动教材和宝贵财富。唯有将伊斯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好，青年穆斯林才能更好地书写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伊斯兰文化的未来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对古建筑保护有这样的论述：“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护历史，保护城市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的优良传统。现在许多城市在开发建设中，毁掉许多古建筑，搬来许多洋建筑，城市逐渐失去个性。”总书记的话告诫我们，古建筑不仅仅是建筑，它更是一座城市、一个国家文明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标志。无论城市改造工作有多忙，任务有多繁重，难度有多大，成本有多高，都不能改变对传统文化、对古建筑所负有的保护责任。

 

　　针对中国伊斯兰文化遗产所面临的严峻现实，笔者建议开展一个全国性的“保护伊斯兰文化遗产宣传年”活动，呼吁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保护现有伊斯兰文化遗产，增强广大穆斯林群众对中国伊斯兰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让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优秀传统能够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