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安徽黄山西递村，得益于中央层面的支持和黄山“百村千幢”工程、徽州古建筑保护工程，使其传统风貌得到延续。本报记者 李佳霖 摄

修缮后的海南海口骑楼老街的古建筑

    本报记者  李佳霖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从国家层面部署城市建设，古村落快速消失的局面得到遏制，中国土司遗址列入世界遗产，海昏侯墓等考古取得重要成果，天津盛锡福被拆除……在2015年，政府与行政主管部门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强，公民参与遗产保护的热情日益高涨，同时文化遗产保护与建设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城市建设

    “诸多规划不有机统一、对城市发展规律重视不够、城市建设中公众不能充分参与……”这都是目前规划界面临的问题。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可谓是正当其时。会议从中央层面对城市建设顶层设计，对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务管理等重大问题做了明确。

    “会议把‘尊重城市发展规律’放到了第一位，‘五个统筹’又进一步解释了城市发展规律，其中主要是城市发展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统筹以及对谁主导城市发展做制度性约定。”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袁昕指出， 30多年来，因为没有完全考虑城市自身的发展规律，导致城市建设在取得很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这次的城市工作会议，是对以往30年工作的纠偏。

    2015年，江苏常州、江西瑞金、广东惠州先后被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由此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达到128个。这些城市的保护规划在有序编制中，同时景德镇等城市也在进行保护规划的修编工作，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纠偏”和部署，让我们对以后城市的发展充满期待。

    名街保护一直在继续

    “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活动自2008年启动以来，已有50条历史文化悠久、建筑底蕴深厚的街区入选。2013年8月至2014年9月，“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组委会还对入选的前三届30条名街进行了复查。

    为进一步保护这些城市中的活态遗产，2015年，各地名街相继开展了老街整治、老建筑修缮等工作。2009年入选名街的海口骑楼老街坚持“修旧如故”“最小干预”“传统工艺”等原则，对其内的博爱北路、水巷口街进行了整治，在原汁原味传承老建筑的同时，提升了其使用功能。2013年入选名街的江西上饶明清古街也在2015年启动了老街整治项目，对老街的路面以及其内民居的外立面进行了改造和优化，对老街的排水系统和电路等基础设施进行了系统升级。

    青岛八大关、福州三坊七巷等街区内的文物在2015年得到进一步修缮：八大关内正阳关路21号、韶关路24号等建筑的系统性修复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以及资金支持；三坊七巷内欧阳花厅、郑孝胥故居等第六批历史建筑完成了验收；山西祁县晋商老街渠家大院、长裕川茶庄等古建筑得到修复。同时，街区文化内涵的挖掘工作也得到各街区的重视：三坊七巷管委会进行了《三坊七巷名人翰墨全集》、《三坊七巷楹联大观》的出版工作，而随着《国家历史文化名街·晋商老街店铺图文集》的编撰，晋商老街的独特风韵得到展现。

    传统村落消失局面得到遏制

    “10年内我国传统村落每天消失100个，这显示村落消亡的势头迅猛或不可阻挡。”2012年，著名作家冯骥才保护传统村落的呼声振聋发聩。而在2015年11月，住建部总经济师赵晖表示，经过几年的努力，传统村落快速消失的局面得到遏制，开始迈入保护、改善和复苏的阶段。

    这自然得益于国家对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视。住建部、文化部、财政部等目前公布了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2555个村落列入其中。同时，在2014年600个传统村落列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之后，491个传统村落又列入2015年中央财政支持范围。为结束农村无规划、乱建设局面，住建部2015年全面推进了乡村规划工作，赵晖表示，到2020年我国乡村规划的易编性和实用性将大幅提高，力争实现乡村规划基本覆盖。

    这当然也与各地因地制宜保护传统村落密不可分。以安徽黄山为例，2009年，黄山市启动了“百村千幢”工程，2014年，黄山市开始实施徽州古建筑保护工程。这两项工程投入近80亿元，完成了101个古村落的规划编制，提升整治了40多个古村落。且在几年内，黄山市政府出台了10个关于古村落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其保护决心可见一斑。

    在赵晖看来，我国古村落保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多数传统村落自身发展条件和能力很弱，贫穷仍然是保护的最大困难和许多问题的根源。下一步住建部继续将更多具有价值的村落列入保护名录，研究出台更多支持政策，推出更多保护和修缮技术，实施更有效的传统村落保护指导。”赵晖说。

    土司遗址进入后申遗时代

    申遗，几乎是永远的热词。在2015年7月中国土司遗址加入世界遗产大家庭后，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48处。随着世界遗产保护的成效凸显，民间对其昂贵花费和效果的争议也不再强烈，基本默契达成共识：各地为了申遗投入了大量资金，不仅有效落实了保护，而且在环境整治上下大力气，这都有利于弥补历史欠账、改善文物保护境况。

    然而，后申遗时代的世界遗产保护仍然值得关注。多位专家不断强调：申遗的最终目的不是发展旅游而是加强保护。遗产地政府也纷纷表态，会在保护前提下科学利用，促进当地文化、经济等的发展。而在专家看来，要让遗产更好传承下去，需要整合更多资源。专家建议，应建立一套完整的监测、管理系统，具体分析遗产面临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保护。

    201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资源手册（共4册）的中文版、《中国世界自然遗产事业发展公报（1985-201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梅赛德斯—奔驰星愿基金—中国世界遗产地保护和管理项目成果报告书（2007-2015）》发布。这一年，《世界文化遗产管理》、《世界遗产四十年》等书也相继出版。这些对于中国世界遗产的研究和反思，会使得世界遗产得到更加科学的保护利用。

    抗战文物保护利用前所未有

    “旧址A区，营房旁边长满杂草、灌木，部分地块上种着玉米、红薯等农作物。在B区，几栋保存比较完好的建筑已被改建成餐馆。”这是2014年的广西柳州“飞虎队”旧址。而在2015年，柳州相关部门拨款1000万元用于其抢修以及环境整治。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一年，抗战文物的保护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据统计，在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中，与日军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直接相关联的有88处，加上伪满时期产生的涉日文物以及与抗战有间接关联的共有186处，遍布全国28个省区市。除此之外，在各地的各级文保单位中，抗战文物的数量远远多于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为了保护它们，2015年，国家有关项目的资金安排达到近4亿元，而在2005年全国革命文物安排专项经费仅为2600万元。

    而对于抗战文物的利用，据统计，其中国保和省保单位开放率均接近80%，但是据记者了解，一些抗战遗迹尽管常年对外开放，可很少有人光顾，其历史信息也鲜有人知。抗战文物保护利用依然任重道远。

    海昏侯墓等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

    在2015年，多项考古发现取得重大进展，而引起最大轰动的就是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发掘。不同于以往的“汉墓十室九空”，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发掘“摘得”了多个全国之最。比如发掘出一座真车马陪葬坑；清理出土了两堵保存较好的共24件编钟，还出土了一堵非常稀有的铁编磬，为全国首例；在大墓主椁室，共清理出马蹄金、麟趾金25枚，金饼189块，创下我国西汉考古之最。“从时间、空间、内涵看，南昌西汉大墓墓主非昌邑王、汉废帝、海昏侯刘贺莫属，其核心证据尚有待进一步取得。”秦汉考古专家白云翔表示。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也使得“尧”从传说走向信史时代。发掘显示，陶寺遗址由王宫、下层贵族居住区、观象祭祀台、工官管理的手工业作坊区等构成，这初步揭示其为中国史前功能区划最完备的都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还表示，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规模和等级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

    同时，秦宣太后芈月的住所陕西甘泉宫、浙江绍兴越国王陵及贵族墓等考古发掘都成果颇丰，使得我国文物家底更加明确，中华文明体系也进一步清晰。

    社会力量参与遗产保护方兴未艾

    社会力量参与遗产保护一直被重视。2008年施行的《城乡规划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都规定城乡规划草案、历史街区建设要充分考虑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国家文物局2010年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发挥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作用的意见》指出，文物部门要更多为志愿者搭建参与平台，提供发挥作用的机会等。

    2015年，社会力量参与遗产保护更加专业。针对《苍霞历史建筑群保护规划》，民间志愿者团队“福州老建筑”将10条建议反馈给福州市规划局，包括适当恢复部分内河、合理控制路面高程等专业性意见。南京大学生规划志愿者参与了南京老城南小西湖历史文化风貌的片区规划，并将形成的五个规划方案进一步听取当地居民的意见……

    这一年，社会力量参与遗产保护更加“硬气”。因郑州上街区马固村5处不可移动文物被拆毁，中国绿发会将马固村委会、峡窝镇政府和上街区人民政府、上街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一同告上法庭，诉状请求法院令四被告在国家级媒体上，为在马固村文物毁坏事件中毁坏文物及未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道歉，并重新规划原马固村地区，对已经拆除的5处文物采取遗址保护等。2015年10月，郑州中院就此案正式出具立案受理通知书。该案成为国内首个人文遗迹（文物）保护的公益诉讼。

    “公众参与城市遗产保护一定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城市发展中更加广泛的公众参与，必将继续显示出‘不可低估，无可替代’的力量。”南京政府与管理学院学者姚远说。

    遗产破坏依然屡禁不止

    对于遗产领域来说，2015年不再是大拆大建的一年，然而，依然是文物违法案件屡禁不止的一年。

    4月，天津市不可移动文物盛锡福大楼被拆除，在拆毁过程中，建设方“曲线拆楼”：要保留修缮我同意，需要提交修缮方案我找设计部门编制，方案需要修改我也修改再报批。就这样，在与文保部门的较量中，文物还是被拆除。而文物拆除既成事实后，天津和平区文物执法大队相关人员表示，建设方很配合地停工并提交了整改方案，和平区文物管理所也批复了整改方案，以这种情况，50万元罚款都不需要。

    5月，上海历史建筑懿德大楼被“保护性破坏”：被刷上涂料和喷砂，原来的花岗岩外墙几近消失。建设方表示是为了解决老建筑长期存在的漏雨问题，而在专家看来，涂抹的这种真石漆会加速原来墙体的风化，对老建筑造成不可逆的破坏。之后相关文物部门表示，建设方确实提交了修缮方案，但因不符合文物修缮标准，通知其重新修改。而在等待修改方案再次报批的过程中，承载着诸多历史信息的老建筑已遭破坏。

    这暴露出目前文物保护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执法力度不够、文物巡查机制不健全等。而这些问题有望在2016年得到解决：2013年开始启动的《文物保护法》修订工作在2015年已形成《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按照立法工作程序进行了报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