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有一座王城广场，广场中心矗立着一座由六匹马驾车的雕塑!该雕塑下即为2003年成立的“洛阳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

走进博物馆，其前厅重点展示东周王城的位置、布局和周王更替的历史资料，并用亚字形大墓和陪葬坑的模型以及出土的东周时期的陶器、玉器、青铜器等来展现洛阳东周时期的物质文化。其后厅为一座长40馀米、宽、米多的原址保护展示的东周时期的车马坑。

这座大型的车马坑是该馆展示的主体，于2002年夏修建洛阳王城广场时发现。车马坑近南北向，坑内残存车25辆，马70匹。根据车辕两侧马的对称和车与马的对应放置，该坑应葬车27辆，马76匹。马为二匹一排或四匹一排或六匹一排。车分东西两列，均由北向南依次放置，东列12辆车，西列15辆车，其中有一辆车由六匹马驾驭，因此这座车马坑被称为“天子驾六”车马坑。

关于“天子驾六”的起始年代，从文献上看有四种说法。第一种是夏代说。北宋高承《事物纪原》卷2“驾六”条说：“按《夏书·五子之歌》”曰：‘若朽索之御六马’，则驾六之制， 夏后已然，非自秦始皇也。”第二种是商周说。《后汉书·舆服志》记载：秦并天下，阅三代之礼，秦始皇依殷王乘大路的习俗，作金根之车。汉承秦制，“所御驾六，馀皆驾四，后从为副车”。《周易》京氏、《春秋》公羊说皆云“天子驾六”。《逸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第三种是秦代说。《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兼天下，自以水德，“数以六为纪”，故始皇帝始“乘六马”。第四种是汉代说。郑玄认为“《王度记》云‘天子驾六’者，自是汉法，与古异耳”。 对“天子驾六”产生的年代分歧，自汉代以来史学界一直无法定论。

此次发现的王城广场天子驾六车马坑，出土遗物较少。从器物特征、风格看，其时代当在春秋中晚期。该车马坑西南20米处有一甲字形大墓，墓室长8.5米，宽7.8米，深13.8米，该车马坑当为此墓陪葬坑，此甲字形大墓暂未发掘。从马骨鉴定报告看，六驾车中的马在骨骼尺寸方面，其桡骨、掌骨、跖骨测量数据的平均值均明显大于该车马坑所有马骨的平均值，这六匹马当是骨骼较大的马。这正与天子的身份相符。

从这座春秋时期的天子驾六车马坑来看，关于“天子驾六”起始年代的说法，秦代、汉代说不可靠，而夏代说由于无考古资料佐证，其真实性则不敢断然否定。但可以说，本次考古发现证明最迟从春秋时期就有了天子驾六的礼制。洛阳的“天子驾六”车马坑位于东周王城的东半部。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在东周王城内发掘了大量东周墓，主要分布于王城的中部和东部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既有亚字形、中字形、甲字形等特大型墓葬，还有很多马坑和车马坑。1957年和1973年发掘的西郊一号、西郊四号甲字形战国墓，为积石积炭结构。其中西郊一号墓出土的一件石圭上墨书有“天子”二字。近年来在洛阳市二十七中学院内发掘的两座春秋早期的特大型墓，一座为中字形，一座为亚字形。在亚字形墓内出土有铭文“王作鼎彝”的铜鬲和铭文“王作鼎 彝”的铜鼎，推测此墓为天子之墓。所以!洛阳“天子驾六”车马坑所在的东周王城的东半部即为东周的王陵区。该王陵区的确定，与王城西南部的宫殿区和北部的作坊区一起，为今后东周王城布局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框架。

该车马坑是目前洛阳发现的最大的车马坑，无论是坑的规模，还是坑内马和车的数量之多，在全国都是少见的。由六马驾一车的车马坑目前发现的还有三处：一处是2002年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陪葬的1号车马坑，一处是2005年陕西长安战国秦陵园遗址中的车马坑，第三处是2006年洛阳市唐宫路小学发现的1号车马坑。前两处均为战国之际“礼崩乐坏”的谮越现象，而第三处为仅有一车的小车马坑，与天子的规格极不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