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东郊故居    记者 杜武 摄
 

　　林东郊书画双绝，是当时洛阳的文化徽章，老城人尊其为“洛阳翰林”、“大学士”。

　　盘点洛阳近代史，林东郊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他作为清末洛阳人最高学历的代表，不但道德、文章享誉中州，而且诗书丹青称绝洛阳，是那个时代洛阳的文化徽章，一直是洛阳人的骄傲。

　　林东郊故居保存得相当好。到老城十字街，沿着东大街向东，过了钟鼓楼，再往东走上五六百米，就可看到林家大宅院。领记者参观这些老房子的是一位７９岁的老先生，名叫洪海，是林东郊的邻居。他站在东大街与民主街交叉口，指着路北的一片老房子对记者说：“东大街１１４号一直到１２４号，都是林家老屋，有好几百间呢！一直往北铺开去，快到中州路了。”“当年林家有千顷地，是远近闻名的富户。走！我再领你去看看他的另一处宅院。”洪海先生很热情。

　　另一处宅院，在路南，比路北的宅子还要大。

　　一

　　洪海老先生说：林东郊给我的印象是模糊的，因为他去世的时候，我才八九岁，但他有时会来我家串门，和我父亲兴致勃勃地拉家常。父亲给我讲了一些有关他的故事。

　　林东郊小时候读书很用功，在他考中进士之前，从来不出门闲逛。他是在考上进士荣归故里之后，才来我家串门的，而且他来我家串门，是在我家出了一次“大事”之后。

　　当时，街东头的大户人家不少，不是经商的就是地主或是官宦人家。我的祖父官至二品，补授中议大夫。我的父亲洪润，又名洪温如，官至四品，当时在清宫担任文职，辛亥革命前夕和林东郊同时回到洛阳。

　　当时的河南府知府文悌，是慈禧太后的侄子，忠于没落的清王朝。我的父亲归乡不久，因要协调邻里纠纷，就去找文悌协商。可是文悌架子很大，他在河南府衙（如今青年宫所在地），三天不接见我父亲。我父亲实在没法子，回家拿了一道慈禧太后的手谕，到了府衙大门口，对门卫说：“请把这个交给知府大人！”

　　那门卫进去不一会儿，只见文悌慌慌张张地从里面走出来，马上接见了我父亲。我现在说这些，意思是说，当时的清廷官员，还是很看重皇权，看重一道手谕，但林东郊已经相当清醒了，他已经不看重乌纱帽了，他被放了外任当知府，但没有去。此为后话，这里按下不提。只说那高傲而又愚忠的文悌，第二天便领着一帮衙役，浩浩荡荡地来到我家，铺开红毡，对着慈禧的手谕三跪九叩，好不虔诚。这帮人走后，洛阳县知县也来了，以同样的方式表演了一番。

　　这件事惊动了洛阳城，大家议论纷纷。林东郊当时已是进士，来我家和我父亲笑谈这些地方官员的可笑举动。从此以后，两人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说古论今，有时说着说着就哈哈大笑。这种场面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其实，那道手谕并不是“圣旨”，也没有多重要，是慈禧在信封上写了几行字而已。我见过好多回，字旁印有两条龙。这东西在“文革”时被烧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林东郊当时对文悌之流很看不起，也可能就在那时，他已淡了做官的念头。

　　二

　　可是，林东郊作为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在他幼年和少年时期，还是非常热衷功名的。尤其是这“翰林”一职，分量是很重的。得此功名之人，前途也是十分看好的。古人曾有诗云“妙选金闺彦，登兹白玉墀”。翰林院旧称玉堂之署，正所谓“金堂玉马登高第”，当上了翰林，是非常让人得意的事情。

　　清朝自康熙起明文规定：不是翰林出身的人，不能成为皇帝的师傅（老师），掌文词翰墨的南书房行走和作为皇子师傅的上书房行走这两个重要角色，必须由翰林担任。并且，只有翰林才能称“太史公”，所以老城人也称林东郊为“太史公”。

　　话说这位“太史公”，少年时天天不离书案，但他不是死读书，而是轻松愉快地读书。他家很富有，有的是笔墨纸砚，所以他常在读书过程中，轻松愉快地涂鸦，弄得满屋子墨香。

　　被书香、墨香熏陶出来的林东郊，到了该考进士那一年，已经是一个穷六艺、涉百家，诗词、经学无所不通，书画无不精绝的杰出青年。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刚过而立之年的林东郊赴京大考，与他同科殿试的还有蔡元培、沈钧儒等人。他走后，其父在家中坐卧不安。一天，他午后小憩，好不容易睡着了，却梦见一个老人，手中拿着一本花名册，来到他面前说：“今岁皇上开科取士，你家可有人前去应试？”其父连忙回答：“我儿东郊前去应试了。”老人听了，就翻看手中的花名册，看了一会儿，说道：“对了，对了！河南一科三东，此间有一东也。”他说完便走了。其父被惊醒，不知何意。

　　及至发榜，从京城传来消息，林东郊的父亲才知道，此次应考，河南一共高中３人，分别是渑池的赵东阶、荥阳的牛东藩、洛阳的林东郊。他这才恍然大悟，一拍大腿说：“原来这‘一科三东’，说的是他们３人名字中都有一个‘东’字啊！”

　　那一年是戊戌年，所以那一年考中的进士也叫“戊戌科”。林东郊考上进士后，立即入选翰林院，历任国史馆协修、纂修，编书处协修、详校。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清廷派林东郊东渡日本考察政治。在日本期间，他阅读了大量明治维新时期的变革史料，看到日本接受西方文明后社会所取得的进步，思想受到震动。

　　回国后，林东郊仍然在翰林院任职，编纂了《皇清奏议》。书成之后，朝廷一直没有给他安排实职。这一等就是四五年，直到光绪驾崩，到了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他才被加二品衔，补授广西桂林府知府。

　　１９１１年，正值辛亥革命爆发，广西、广东到处都是革命军。清帝势必退位，民国即将成立，烽火连天，汉口通往南方的道路已被阻断，林东郊本来已对清朝不抱什么希望，看到这种情形，索性不去赴任了。

　　挂冠于洛阳，读书著文章。从此，他便安心地在洛阳“隐居”了。

　　可是，他的心情很郁闷，接下来的几年，他都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的是社会动乱、军阀混战、争权夺位；他看到的是大总统一职，竟然“频易其人”：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曹锟走马灯般地上任；他看到的是各派政客云集京城，蝇营狗苟，尔虞我诈。他很沮丧，很失落。街坊邻居看到这位取得功名的林翰林，每天闭门读书，吟诗作画，临池篆刻，一身的轻松，却又一脸的忧戚。

　　他写了两部书，一本是线装古体诗《爱日草庐诗集》，诗体古雅，但选材时新，不但讽刺了“大总统一职频易其人”，写了他挂冠归故里后的心情，写了他侍奉老母、访亲睦邻、作诗赠画、漫步洛河的日常生活，还写了他忧国忧民、报国无门的郁闷心情。与此同时，他把潜心研究多年的《易经》心得编汇成书，编成一本《易易》，强调用“变化”的视角来解读《易经》，文章写得颇有新意。

　　《易易》全部用工笔楷书誊写，成书后装了满满一书箱。他的书法极好，字的大小排列又规范，所以不看内容，单看那字体已经是绝美的艺术。他的家人很重视这箱书稿，抬来搬去地保存了几十年，可惜书稿在“文革”时期全部被毁。

　　他的《爱日草庐诗集》，在他用小楷誊写之前，还有一种刻本流传，所以才幸存于世。据其后人回忆，林翰林归洛后治学不辍，“黎明即起，读书、写字，精心整理其诗集，早饭后接待来访者及求书画者，下午出访亲友，谈诗论文或商谈地方公益事宜，晚饭后则同家人闲谈，教诲子孙等做事做人之道”。看来，他的隐居生活，日程安排得很紧凑，他的精神并未颓废。

　　三

　　一代翰林，必在学问上有过人之处，单是他的书法，就可在河南称雄。他主要在欧体、褚体上用心，也兼学王铎，最终自成一格，功力特别深厚。他的绘画，主要学王维，工笔画取众家之长，又能融为一体，颇有韵味。洛阳白马寺山门上的“白马寺”３个字，就出自他的手笔，至今仍散发着艺术魅力。

　　林东郊一生留下无数书画印章，其散件作品，在我市书画古董市场上仍可寻觅，尤其是当年他殿试时以八股文形式写的三篇文章，前几年已被挖掘面世，价值不菲。他在文化方面的轶闻趣事更有意思，这里特拈一桩，以飨读者。

　　林东郊中进士之时，洛阳士林震动，林家喜报临门。这天刚好也是他母亲的生日，双喜临门。林家人高兴，洛阳的文人却犯了愁：写什么贺词，才能把这两件喜事都写进去呢？

　　其他文人多写对联，上下两联，只是张贴的时候挺麻烦。而洛阳名医高思，却只写了４个字，当众夸口道：“别看我写的只有４个字，林翰林看了，必然将其挂于正厅中堂之位！”众人中多有不信者。高思径直走向林家。只见林府此时已是高朋满座，前来祝贺的人还源源不断。这时，只听那门口迎客的高喊：“高先生贺表一轴！写有４个字！”林东郊忙问：“哪４个字？”答：“国恩家庆！”林东郊听了，忙把高先生请到上座，同时交代当差的：“快，快挂正厅中堂！”

　　这件事说明，林东郊无论做官与否，周围都聚集着“文化”，因为他本身就是洛阳的文章魁首、士林班头，所以洛阳各界名流都爱与他交往。加上他乐善好施，好打抱不平，所以很有影响力。

　　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他被推举为临时参议院议员。当时洛阳东关人王献卿因参加倒袁运动而被捕，洛阳西关人杨天鹏因其子系革命党人而被株连。林东郊竭力营救，从中斡旋，使其获释。1926年元宵节前夕，由于豫陕两省军界向来有隙，洛阳红枪会“大杀老陕”。林东郊冒着极大的风险，从中说项，使部分无辜的陕西商人免遭于难。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冯玉祥一部守洛阳，蒋介石一部攻洛阳，战争一触即发。当时林东郊担任洛阳红十字会会长，为免生灵涂炭，他连夜召集洛阳乡绅，写出和平建议数十条，出面与军界调停。最后，围城的蒋军看在林东郊的情面上，给冯军让出了一条撤退的路，双方才没有在洛阳城内交火。

　　１９３２年，淞沪事变发生，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洛阳，机关很多，人员冗杂。洛阳缺少办公场所，林东郊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是同年翰林，他专门腾出了一所宅院，给林森夫妇居住。他还为孤儿院募捐，亲笔作书画义卖捐助。他还创办冬赈，救济过路穷人，并为修筑东大街东段的石板路捐出自家所有石条、石块。所有这些，都被后人感念，述说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