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的早上，刚睁开迷糊的双眼，俺便有了外出走走的冲动。古唐寺很早就知道，可多次擦肩而过，也没有前往拜访。于是，俺将探访古唐寺的意向报请家庭领导班子审批。经老婆和儿子这两位班子成员共同研究决定，午饭后，由儿子亲自带俺前去参观考察，并责成俺沿途做好领导同志的安全保卫和服务工作。这便有了俺和古唐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古唐寺，又名大福先寺，位于洛阳东郊唐寺门村。它坐南朝北，背依洛河，面向邙山，与多数“坐北朝南”的我国佛寺方向迥异。据有关资料介绍，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在城东五里的塔湾建成古唐寺，又称“塔寺”。明朝洛河泛滥，将寺冲毁。洪水过后，乡民将寺中留存的部分遗物北移数里，重建寺院。清乾隆年间的《洛阳志》也记载：大福先寺在东郊，俗名“塔寺”，唐武时建。民国11年经过一次重修，并有吴佩孚部参谋长张佐民于山门匾额上提名“古唐寺”。很可惜，各殿内原有的佛教造像，于1937年被国民党196师全部砸毁。1993年重修，又更名为大福先寺。门匾上的“大福先寺”四字为已圆寂的白马寺方丈释海法生前题写。

　　步入寺院山门，俺与一位50多岁的老僧闲聊起来。“神像都是这几年重塑的。听师父说，十几年前这里连院墙都没有，院子里都是荒草，垃圾堆到处都是。”俺想问个究竟，老僧却说他是近年才来，详情得问原来的师父。顺着他手指方向，俺看到有几位僧人正和一群当地村民在清扫路面、栽种树苗。念经打坐是种修行，这何尝不是一种修行？

　　不忍打扰师父，俺一家人便在寺院里东走西看起来。圆觉殿外竖立的两通石碑吸引了俺们的眼球，走近细观，皆为吴佩孚部参谋长张佐民重修古唐寺时所题，西边一通上书“所过者化”，东边一通上书“所存者神”。“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这不是孟子的话吗？儒家的思想箴言怎么会镌刻在佛家的寺院里呢？

　　“什么意思啊？”儿子问俺。“意思就是所有经过这里来化缘的，只有洛神自己留下了。” “你瞎说。不告诉我拉倒！”儿子当然没信我的鬼话，不过他哪知道，这八个字的精妙，俺几十岁的人还似懂非懂，怎么讲给他一个几岁的孩童，让他去理解？所以，俺才胡说八道，瞎诌啊！

　　思忖与不解间，俺和儿子走遍了寺中几个大殿，也查看了不少寺院的介绍。没想到，这个瞧着不起眼的古唐寺，竟然有非常深厚的渊源和显赫的历史地位。女皇武则天曾亲自为古唐寺撰写浮图碑文，此碑文收入《全唐文》第九十八卷。画圣吴道子曾在古唐寺内创作《地狱变》壁画，其中所画“病龙”堪称绝妙，令屠夫、渔人观后皆“畏罪改业”，不敢再操屠戮生灵的旧业。许多中外僧人也纷纷来到该寺，其中北印度僧人阿弥真那、中印度僧人善无畏等来洛阳都曾在古唐寺翻译经文，多年来，在这里译出了《宝雨经》、《华严经》、《一切庄严王经》、《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等数十部佛教重要经文。同时，古唐寺还为中日两国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的交流起过重大作用。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人荣睿、普照肩负祈请名僧大师东渡弘法的重任来到中国。唐玄宗敕令他们禅居于大福先寺中学法。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荣睿、普照祈请福先寺僧人道璿赴日本弘法传戒。道璿是中国佛教禅宗北宗鼻祖神秀的再传弟子，先鉴真六年到达日本，后来为日本禅宗的第二代传人。至今，每年都有不少日本信徒来古唐寺寻根朝拜。

　　“这个村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寺而来的。”告别之际，那位老僧告诉俺。出于好奇，俺停步问个究竟。原来，古唐寺院前的路曾是洛阳东去的大道，过往行人众多。同时，由于古唐寺在佛教界的声望和影响，这里佛教信徒众多、香火不断，来自四面八方的香客络绎不绝。于是，附近的村民便有几户瞅准了商机，在此门前摆设茶水摊，作为行人与香客的歇脚驿站。慢慢地引来许多人效仿，久而久之，人们便开始环寺居住，并取村名“唐寺门”，且沿用至今。

　　听完老僧的这番介绍，俺心中一动，在中国佛教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古唐寺何尝不是佛路途中的驿站呢？大福先寺从初创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几度兴衰，仍香火不断。无数人曾在这里参禅悟道，修得正果。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不正是“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吗？

    心中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