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皇帝里，我偏爱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他们虽是三流的皇帝，却都是一流的皇帝文人——李煜善诗，赵佶善画。南唐后主李煜的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写尽了人间的哀愁，宋徽宗赵佶简直像投错了胎，虽然处理国事时昏庸无能捉襟见肘，但书画茶艺却无人能及。读诗人阳飏的《墨迹·颜色》一书，方知明宣宗朱瞻基也是一位皇帝画家，其画作《武侯高卧图》气定神闲，他还能把一国之事打理得井井有条。然而，李煜和赵佶的历史际遇却就大相径庭了，且不说国破人亡的悲痛，内心里经历的那些大开大阖的悲欢，已经够他们承受的了。

    我以为，这与他们太多的文人情结不无关系。

    比如赵佶，诗书画印样样皆精，唯独国事一塌糊涂。细观赵佶的人生，简直就是一介痴情的茶客，哪像是一国之君。他不仅潜心写作了茶叶专著《大观茶论》，还亲自引导福建北苑官焙茶园开发了数十种贡茶的新品种，在皇宫里设立专门的楼阁贮藏好茶，他对茶道的痴迷，几近癫狂的程度，兴致来了，会放下一国之君的尊贵架子，亲手为宠信的官员们点茶。如此可爱的皇帝，真应该退守于北宋年代一条幽深僻静的巷子里，穿一件蓝衣长衫，过上真正的隐居生活，弹琴品茗，诗书相伴，可命运偏偏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赵佶常常将茶事引为丹青，《文会图》就是其一。

    现在，请允许我用拙劣的语言复原赵佶在北宋年间为我们描摹的这场文人雅集吧——

    这是在一座安静优美的园林，旁临曲池，石脚微显，栏楯围护，垂柳修竹，树影婆娑，树下设一大案，案上有果盘、酒樽、杯盏等。九位文人雅士围坐案旁，或端坐，或谈论，或持盏，或私语，儒衣纶巾，意态闲雅。不远处的竹边树下两位文士行拱手礼，似在寒暄——其中的一位，是从矮几上离席之后前来迎接的人么？垂柳之后设一石几，几上瑶琴一张，香炉一尊，琴谱数页。端杯捧盏的侍者往来其间，其中一侍者正在装点食盘，另一童子手提汤瓶，意在点茶；另一童子手持长柄茶杓，将点好的茶汤从茶瓯盛入茶盏。最前方是一茶床，旁设茶炉、茶箱等物，炉火正炽，上置茶瓶——更有意思的是茶床之左，坐着一位青衣短发的小茶童，左手端起茶碗，右手扶膝，正在品饮，像是渴极了的样子。

    一个不问时事、淡泊名利的人，也许都愿意穿过时间的隧道，加入到这场盛大的雅集中吧。五代画家丘文播在赵佶之前也曾画过《文会图》，亦是品茗听琴之雅事，但与赵佶的这场茶宴相比，显然逊色多了。相较之下，丘文播的雅集单薄，赵佶的深厚，更重要的是赵佶的深厚里透着纤尘不染的明净之感。明净，是宋徽宗时期画院派作品的艺术特质，在这场雅集里也显现出来了。赵佶在画中用力勾勒的正是自己心中明净的理想世界：且饮，且谈，不问朝政大事，只谈琴棋诗画，图右上侧的题诗可以为证：“题文会图：儒林华国古今同，吟咏飞毫醒醉中。多士作新知入彀，画图犹喜见文雄。”图左中为“天下一人”签押。左上方另有蔡京题诗：“臣京谨依韵和进：明时不与有唐同，八表人归大道中。可笑当年十八士，经纶谁是出群雄。”

    大宋王朝，点茶盛行。宋徽宗在《大观茶论》里如此详尽地论及点茶：

    点茶不一，而调膏继刻，以汤注之，手重筅轻，无粟文蟹眼者，调之静面点。盖击拂无力，茶不发立，水乳未浃，又复增汤，色泽不尽，英华沦散，茶无立作矣……五汤乃可少纵，筅欲轻匀而透达，如发立未尽，则击以作之；发立已过，则拂以敛之。结浚霭，结凝雪，茶色尽矣。

    毫无疑问，如此繁复奢华的点茶，需要同样繁复的一整套茶器来完成。在《大观茶论》里，同样也能读到不少关于茶器的真知灼见。比如：“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比如：“茶筅以箸竹老者为之，身欲厚重，筅欲疏劲，本欲壮而末必眇，当如剑瘠之状”；“瓶宜金银，小大之制，唯所裁给；”“勺之大小，当以可受一盏茶为量。”其实，这些句子都能从《文会图》的那张大案上找到具体物证，所以说，《文会图》毫无愧色地担当起了真实再现宋代点茶宏大场景的重任。

    读完这些文字，再品《文会图》，让人忍不住想，在那个遥远的适合文人生活的宋代，从“云脚散”再到最后“咬盏”的点茶，不仅仅是一种茶道，还是文人雅士们淡然人生的一种生活方式，抛尘世纷争于度外，煎一炉水，瀹一瓯茶，焚香展卷，掩卷弹琴，琴罢品茗，一派儒雅悠闲气象。

    忽然间，我对那个“郁郁乎文哉”的美好时代心向往之。（叶梓）